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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畅并真正关切的一个：那是我跟一个匈牙利青年的关系。这个匈牙利青年来到讷沙泰尔住下了，又从讷沙泰尔住到莫蒂埃来，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的事。当地人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被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面目可亲，待人接物恳切和蔼。他逢人便说，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为我才到讷沙泰尔来的，目的在和我交游，好趁年青时修养品德。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所说的话相符，象这样一个青年，我看不出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又怀着这样可敬的动机来找我，我若闭门不纳，当然会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职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晓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彼此难舍难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去，元帅也对他百般抚爱。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跟我说话，给我写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回答他。尽管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我们两人的交谈依然进行得十分流畅，十分生动。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遭遇，又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处得极其亲密的那将近两年之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一切考验，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浑身上下都十分整洁，一切谈吐都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觉得他太可钦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欢他。
在我们过往正密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叫我提防那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一个密探。这个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说有人在窥伺我，在设法把我诱到法国境内，好在那里对我下手。
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无聊的警告专家闭口无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释。一到蓬达里埃，我就把狄维尔诺瓦的信给他看，然后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是善于知人的。”这一拥抱真是甜美，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绝对领略不到而又不能从被压迫者手里夺去的那种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远不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的时候，他竟有勇气经常把他的心关得紧紧的，用种种谎言来蒙蔽我。他给我胡诌了一个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国。我劝他赶忙动身，他就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到了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里给一个家庭搞出了纠纷，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见面，便写信给我，我也不遗余力地劝那个妻子重归妇道，劝索特恩行为要端庄。当我以为这一男一女已经完全撒手的时候，他们俩却又跑到一块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么殷勤，把那个青年人再请到他家里住下；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发现那个所谓男爵是用一大堆谎言骗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个头衔，是人们在端士称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男爵自称，但是我并不怀疑他是个真正的小贵族，元帅勋爵是很识人的，又到过匈牙利，他一直认为他是贵族，把他当贵族看待。
他刚一离开，他在莫蒂埃经常去用餐的那个小客栈的女仆就宣称怀孕了，说是他搞出来的。那女仆是个邋遢货，而索特恩在全区，由于行为笃实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尊敬，同时他又特别讲究清洁，所以这种无耻谰言叫大家听了都起反感。当地的那些最可爱的女人曾极力挑逗他都没有成功的，这时都气极了，我也愤慨得不得了。我尽力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说我愿意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告诉他，我深信她那个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来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装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我要他回到这个地方来，当面折辱那个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谣的人哑口无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么软弱，使我大吃一惊；他还写信请那个邋遢货的教区牧师设法把事情压下去。我一看这种情形，也就不再过问了，心里总觉奇怪，这么放荡的一个人，居然能如此自制，竟能以其矜持的态度，在与我最亲密的关系中把我欺蒙过去。
索特斯海姆又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机会，结果找到的只是穷困。他写信给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们旧日的友情，内心为之感动，就寄了几个钱给他。第二年，我路过巴黎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差不多还是同样的穷困，但是已经成了拉利奥先生的至交了，我也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也不知道是旧交还是新识，两年后，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从那里还写信给我，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以上就是我们两人关系的简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面怜惜这个不幸青年的命运，一面却仍然相信他是个世家子弟，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这样的交游与结识得有多少才能补偿我在这个时期所遭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医生长期折磨之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风，而医生们绝不承认，硬当作一种他们认为能医得好的病来治。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