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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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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江等地,粤桂联军迅速溃退,1918年3月长沙失守,联军退守湘南。
  皖系的胜利,使段祺瑞有了复出的资本。以曹锟为首的15省3特区的督军联名要求段出山组阁,日本方面暗中支持奉系张作霖表态支持。3月23日,段祺瑞终于再次复出掌权。陆荣廷为了保住他在两广的统治权,背着孙中山与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
  陆荣廷一直视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之举为抢夺其地盘,想方设法削弱军政府的权力。军政府与广东督军府的矛盾越来越大,怕广东人反桂情绪高涨,陆荣廷又任亲信莫荣新担任广东督军。
  莫荣新当了广东督军后,进一步从事反孙中山、反军政府的活动,接连以“匪徒”名义捕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名官兵。为了护法目的一直对军阀忍让再三的孙中山终于忍无可忍,他令陈炯明、程璧光等讨伐莫荣新,但没有得到回应。气愤已极的孙中山于是率领卫士及部分将领登上“同安”、“豫章”两舰,亲自指挥向督军署开炮,炮手连续向观音山督军府发射炮弹70余发,广州全城为之震动。迫于压力的莫荣新最后只好到大元帅府“道歉”。
  早在1917年10月,陆荣廷就与唐继尧暗中策划成立另一个机构,以代替军政府。次年1月5日,他们在广州成立各省联合会议,像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等都在其中任外交、财政、军事要职,这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和军政府对峙的局面,孙中山虽然一再通电表示反对,但军政府被阉割局势已难以挽回。
  1918年2月26日发生了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杀案,海军内部开始分化,一些官兵不安于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回上海,孙中山又失去了一支有力的依赖力量。
  4月,桂系与政学会分子活动改组军政府。5月20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再次开会,选举七位总裁,孙中山是七总裁之一;陆荣廷与唐继尧推举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西南政局已完全被桂滇军阀所把持,军政府名存实亡。
  选举次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5月26日,由胡汉民陪同从汕头到了三河坝,当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的蒋介石前来迎接。见到孙中山疲惫、衰老的模样,蒋介石流下了眼泪,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
  北方军阀的派系斗争已达白热化,徐世昌就任了北京政府总统,国内的和平气氛又高涨起来,徐世昌于11月16日发布了停战命令;西南军政府也在23日下令停战。双方准备派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1919年5月13日,双方宣告谈判破裂。
  这个时期也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最艰苦的时期。孙中山处于这种有名无实,身为“元帅”,却调动不了军队的无奈处境,听凭军阀们左右局势。合法的西南非常国会又不接纳孙中山的主张,革命事业举步维艰。


痛失革命同志


  就在讨袁浪潮高涨之际,许多不幸的事情却向孙中山袭来。
  1915年2月21日,孙眉在澳门病逝。孙眉的一生也是协助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年轻时,孙眉曾因政见不和,与弟弟形同水火;当他理解了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意义时,便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不惜倾家荡产,共捐出70万巨资,从富有的“茂宜王”破落成普通农民。1907年,孙眉被迫放弃了自己经营30年的产业,离开夏威夷前往香港,租房居住,并担当起赡养照料母亲杨太夫人及孙中山夫人卢氏及子女。讨袁军失败后,孙眉从翠亨村避居澳门,忧愤成疾,抑郁而死。
  1916年5月18日,孙中山最得力的革命助手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陈其美于辛亥、讨袁诸多战斗中,屡次在上海策划举兵,虽败不馁,对革命忠诚不渝。袁世凯对此深为忌恨,密令张宗昌伺机暗害。当天,张指使密探程子安、宋志明利用叛徒李海秋暗杀陈其美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机关总部。
  10月31日,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多年的黄兴在上海病逝,年仅42岁。黄兴自1914年与孙中山分手后,远赴美国。此后,原同盟会和国民党中的一些军界人士如李烈钧、柏文蔚和陈炯明等相继离孙中山而去他国。尚有李根源、林虎等人留在东京,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宗旨是“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对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成立后联名去信美国征求黄兴意见,黄兴表示参加。欧事研究会成立后,黄兴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积极从事反袁宣传。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进行称帝活动时,黄兴与李烈钧等人联名通电斥责,并改变了方针,认为“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和中华革命党的斗争方针渐趋一致。
  黄兴托其子黄一欧去东京致函孙中山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也希望黄兴早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回国前曾电邀黄兴回国共同讨袁。黄兴于4月22日从美国启程,经日本,于7月6日回到上海。这时袁世凯已暴死,革命形势大好,孙、黄再次联手,对革命非常有利。不幸黄兴突患胃出血重病,于10月中旬住院治疗,但病情很快恶化,10月31日晨逝世。黄兴病逝,孙中山十分悲伤。
  11月8日,被孙中山誉为“再造民国”的蔡锷将军也在日本病逝。


一段美丽的婚姻(1)


  1915年10月25日,49岁的孙中山偕22岁的宋庆龄,去东京市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为他们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亲证立以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犯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诸条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立约人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为了书写方便,宋庆龄把名字的最后一字写成了更简单的“琳”字。为求双日吉利,也将签约日期改为10月26日。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1岁多的宋庆龄,那时他怎么也没料到,21年后,这个可爱的女孩竟会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成为他的新娘。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带着妹妹宋美龄一起到美国留学,考入了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获得学士学位。她在离美回国时,在致其老师的信中写道:“我也很自豪地带了一封致他(指孙中山)的私信。”看得出,那时候的孙中山,已是宋庆龄心目中非同一般的人物。
  当宋庆龄乘坐的远洋轮船刚刚驶到加利福尼亚时,她收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要她“暂缓行程”。原来,宋耀如追随因“二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流亡日本,希望与女儿在日本会合。20岁的宋庆龄也许不知道,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要发生。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见到了久别的父亲与姐姐宋霭龄。第二天晚上,她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成年后首次会晤孙中山。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仰慕,很大程度来自父亲宋耀如的影响。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里,宋耀如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数十年未变。宋庆龄带着崇敬与兴奋的心情,见到了孙中山。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宋耀如带着两姐妹,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那时宋耀如已有肝病,不能长时期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而宋霭龄马上要回国结婚,被紧急召唤过去的宋庆龄由父亲陪同,每天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处工作。
  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爱的火苗不知何时在两人之间悄悄燃烧起来,并且越烧越旺,年岁的差距显然已经不是阻碍,即使孙中山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
  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两人究竟是如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呢?宋庆龄在1921年的《自述》中写道:
  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晚年宋庆龄回忆起那段日子,似乎仍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
  1915年夏天,宋庆龄陪母亲看病回国后,留在日本的孙中山完全变了样,经常陷入深思状态。打开着书本,眼睛却凝视着别处,甚至不思饮食。房东梅屋夫人很担心,直率地问:“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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