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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陈宇)-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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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在树干上。这样即可显而易见,又能经久不脱落。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沟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区最为多见。有的“树标”在上述地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可见。在牧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一带,凡属河道较宽、水流量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顺流漂下,向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宣传影响,直流到坐镇成都指挥“剿赤”的蒋介石脚下。
  有些标语还真的出现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蒋介石惊呼:
  “清澈的岷江要变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头上,红军仍频频把蒋介石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战报送到成都。
  时川西北战幕刚刚开启,毛泽东在继指挥大渡河之战和中止松潘战役后,又指挥红军进行了翻越大雪山后规模较大的毛儿盖地区战斗。
  毛儿盖是该地土官属下18寨地域的总称,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7月初,国民党军10多个团在有空军配合下赶到这一地区进行防堵。胡宗南特别命令第1师西北补充旅加强营营长李日基带队抢占毛儿盖,驻军于索花寺内,并向南面数里的夏藏派出1个班,在营部前面的山头上部署了1个班担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顶派出1个排,其余3个连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寺后山头上和寺院东南角上的一座独立寺庙内。胡宗南向李日基营下达的战斗命令是7个字:搜索、警戒、打游击。
  红军在攻松潘的行动失利后,位于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便成为绕攻松潘、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主力配属红30军担任北进毛儿盖的前卫,尽快夺取毛儿盖,打开北上通途。
  红军先头部队由沙窝经阿基等地于7月9日下午抵近毛儿盖,与国民党守军接火,迅速拔除了李日基营设在外围的3个警戒哨据点,并逐渐形成对敌之包围。夜间,红军向寺后山上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事先构筑的阵地为依托,而红军的武器装备弹药较弱,因此,红军在之后连续5天发起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一次次发动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势。李日基只好命令所部全部退缩到索花寺内固守,并连电胡宗南,请求增援。红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国民党军李日基营,但因缺少重武器,步枪子弹也有限,难以向寺内发起强有力的攻击,只好以喊话宣传等政治攻势辅助军事进攻,并在暗中向专内挖地道,但被李日基部察觉。一场血战肉搏后,红军的地道行动没有能成功。
  李日基频频急电胡宗南求援。14日,红军击毙国民党军把守寺庙大门的副营长吴剑平和第1连连长郭全喜,李日基及其部属军心大震。15日夜,浓云遮月,李日基在接到胡宗南的准许撤退命令后,借助夜暗率全营600余人由寺庙东北方向突围,直奔松潘方向。红军发觉后一路追打过去,俘敌100余人。16日下午,红1军团侦察连、第2师第4团和红30军第268团两个连将李日基营包围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士兵纷纷举枪投降。李日基抱头缩成一团,从山上一直滚到山下,才得以溜走。
  毛儿盖一战,红军击毙国民党军副营长以下官兵20余人,俘虏4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4挺,无线电台1部及其它军用物资。
  在毛儿盖战斗同时,红4军一部也由小姓沟以南向北发动猛烈攻击,当面之国民党军是胡宗南部的丁德隆独立旅。红军进占牦牛沟右岸一线,迫使丁旅退守牦牛沟左岸阵地。岷江东岸红军也由镇坪向北进攻,首先与占据金瓶岩的国民党军李文第2旅的第6团接火。国民党军驻守镇江关的第4、第5两个团奉命增援,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中,红军击毙国民党军第4团团长李友梅及两名营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红军乘胜追击,在北定关再击溃国民党军李铁军第1旅第2团,该团团长杨杰带伤而逃。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空军为了配合胡宗南部的地面作战,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所在地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有时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就有6架飞机一同扫射和狂轰滥炸。7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3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队员郭诗东驾驶的第303号飞机,飞至黑水石碉楼上空进行侦察时,红军战士一齐举枪射击,打中飞机尾部。朱、郭两人企图驾驶受伤的飞机逃跑未逞,被迫降落在别竹河坝,当即被红军俘获。8月3日,国民党空军第6队队长王伯岳、队员谢集泰驾驶第601号飞机在腊子山、羊角塘一带进行低空侦察,为了避开红军密集的弹雨,于慌乱中撞在千流水山坡上,王、谢两人当即毙命。
  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到成都,蒋介石手捏电报骂娘:“你们这些白痴,怎么把王、谢两个人安排在一架飞机上呢?这次好了,王、谢真的成了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周围的人直到这时才明白蒋介石原来是联想起了唐朝刘禹锡的《乌衣巷》诗。
  时在沙窝的毛泽东得知王、谢毙命的战报后,也在吟诵《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的欣喜心情与蒋介石截然不同。
  从7月中旬到下旬,红军在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与国民党军激战不停,多呈拉锯状态。时驻军在松潘的胡宗南接连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可胡宗南并无捷报可发,而红军攻打松潘的枪声却听得越来越近,急得胡宗南在城中直跳脚。为了鼓舞士气,能向蒋介石有个好的汇报,胡宗南把指挥部搬到了城南的塔子山上,并增调部队拚命向南反扑。
  这时,红军攻击部队由于张国焘的拖延,难以形成合力,失去了战机,战局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和川军正从东南方向压来,北线兵力众多的胡宗南部已集中到地形非常险要的松潘一带,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取以逸待劳之势,红军的攻击显然难以取胜,原来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
  红军就此失去了一次歼敌的机会。后来在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谈到松潘作战的情况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恩来,他会关照我的。”
  结果呢?是胡宗南没有去求周恩来,他应感谢张国焘的故意拖延时间。由此,8月初,毛泽东、朱德等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初步拟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路军北上。10多天后,又对部队编组作了一些调整。
  毛儿盖战斗结束后,7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率主力部队从芦花出发,向北进军。
  “会师了,大家应该和和气气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应该争争吵吵。”徐向前说。
  “张主席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我们红军应该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南下到川康边暂避一时。可中央许多人不这样认为,分歧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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