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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t／xt｜小／说天｜堂）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当然，我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焦虑和崔永元的抑郁症相比微不足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胆量站在这里说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我多年的朋友崔永元先生。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标准，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我今天仍然要讲故事，今天是免费的。
赵教授告诉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到2006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外。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以年收入只有六百多元人民币为指标，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这个指标提高两百元，也就是年收入八百多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就将达到一个亿。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这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中方主席肖泽萍教授告诉我，之所以邀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写下了一部名叫《兄弟》的小说。肖教授引用了我在《兄弟》后记里的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于是才有了今天晚上的主题——40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一个作者的视角。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二十多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话，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为什么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现在有答案了，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与其说我是来这里演讲，不如说我是来寻求治疗。
——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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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魏东
t…xt…小…说…天。堂
4月29日，这是平常的一天，因为你的突然离去，我必将终生铭记这一天。你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值得我，值得很多人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回忆。有些人虽然活着，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不存在；你虽然辞世而去，可是你仍然活着，你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生生不息，而且历久弥新。如果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万寿无疆，你必然是其中的一个。
魏东！我在写下你的名字时眼泪夺眶而出。因为你的名字在这一刻爆炸出无数往事，犹如夜空中的礼花一样绚丽多彩。你和我，十年积累起来的深厚友情在此时此刻被定格，我可以仔细回想仔细品味。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组又一组的词汇，有些词汇与你毫不相干，比如愚蠢、自私、傲慢、自得、张扬等等；可是另外一些词汇与你血肉相连，就是情义、善良、智慧、谦和、宽容、腼腆等等，这些词汇此刻在我眼前生动地组合起了你的音容笑貌。
往事纷至沓来，带来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和很多美好的地点。我们坐在一起，有时候有很多朋友，有时候只有我们两个，这样的时候你十分健谈。听你说话是我的享受，你智慧并且感性，你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前瞻性的，所以你对大的趋势总能提前判断；你有着惊人的分析能力，既谨慎又大胆，所以你对细节问题总能洞察入微。可是当你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你又是那么的腼腆，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希望别人忽视你的存在。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张扬，做事低调，就是熟悉的朋友当面赞扬你，你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你从不沽名钓誉，说话做事脚踏实地。你为人宽容，总是称赞别人的优点，而对别人的缺点从不在意。哪怕是曾经让你失望过的人，重新回来寻求帮助，你也是全力相助，你总是说：人家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你为人谦和，从不计较言词方面的输赢，也从不说出难听的话语。你讲究原则，不清不白的事情绝对不做。你细心周到，所言所行总是为别人着想。你一直尊重别人，也希望别人尊重你，你认为这是人格问题。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视人格比生命还要重要。我知道你，你什么都可以去承受，就是不能承受人格遭受玷污。在今天这个不在乎人格的时代里，很多人最强大的地方，恰恰是你最软弱之处。
魏东！与你十年的交往，就是对“朋友”一词十年的欣赏，你将这个简单的词汇演绎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事实。你用情义和世界打交道，帮助别人是你生活的乐趣。你自己成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也会同时成功。你从来不会独享收获的果实，总是和朋友们共同分享；可是挫折来到之时，你又不要朋友们共同分担，总是独自一人默默承受。这就是你病症的来源，你长期以来承受自身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