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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下述大规模演习的诱惑：一个起先旨在扮演次要角色的师在强渡一条江河后，突然采取攻势。莫伊朗利用训练，使戴高乐遇到一些出乎意外的困难、突如其来的异议和临时布下的陷阱。未来的拉法格将军，当时是戴高乐指挥的阵营的一个师长。据拉法格所述，戴高乐“身材魁梧地站着，周围是他的参谋部人员，他沉着冷静地经受着命运的打击，换言之，经受了总策略科目教授（莫伊朗）的讥讽”。傍晚时分，莫伊朗批评了训练，试图将戴高乐置于被告的地位，并且无论如何也暗示说，戴高乐没有很好地完成教员赋予他的任务。根据象拉法格或卢斯托诺－拉戈等这样一些后来并不始终反对戴高乐的、证人的陈述，戴高乐冷静地回答了莫伊朗的批评，甚至有些昂首挺胸……
此次训练，莫伊朗教授给戴高乐打了非常合适的分数：15点5分。可是，对戴高乐的普遍评价却是非常模棱两可——且不说严厉——，而且在赋予戴高乐一个出乎意料的称号方面仍将是闻名的：“该军官聪颖，有文化教养，态度严肃，出色而有才能；天赋很高；品质优良。不幸的是，由于他过分的自信、对别人看法的严厉和他的流放国王一般的态度，这些无可争议的品质遭到了损害。此外，他显得善于综合地和普遍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深入地和务实地审议其解决办法。”戴高乐荣幸地获得“流放国王”这个后来变得有名的称号，但他后来也没有得到接替德布内的新院长迪费厄将军的好评。迪费厄评论戴高乐说：“人品受到指责。态度有点冷漠，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满，所以不幸地损害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品质。没有赋予他应有的对学院学习的全部关注。不管怎样，他能够在参谋部作出很大服务。”简言之，在新的获得合格证书者中间，戴高乐不属于那些获得“优秀”评语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甚至也不属于获得“良好”评语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仅仅是在获得“及格”评语的第三个三分之一之列。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佚事。贝当想起了戴高乐这位在阿腊斯当过他的中尉，在凡尔登服过役，并且得到过他签发的最大嘉奖令的人。贝当把最高军事教育局局长召来，要求他提高戴高乐的分数，以便把戴高乐列入获得合格证书者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即获得“良好”评语者之列。贝当是否听说过戴高乐表现了独立精神，以致把这种独立精神看作是这位老部下在战前反对过所谓要不惜一切开展攻势的官方理论的反响呢？多半是这样。贝当是否对戴高乐反对“先验论”的战争观念表示过某种好感呢？多半不是这样。必须把上述佚事看作是贝当实行其绝对权威的一个举动，就像当时——不管怎样，他在军队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办事一样。
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的讽刺。
“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
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这种学说。
“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4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
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月15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
“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
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
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
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
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
“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
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
你翻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
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
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
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月1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文章。这是一个被时事强加于人的课题。在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之后，法国政府根据一战的教训，建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国家防御状况的委员会。霞飞元帅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福熙的支持下，霞飞主张建立设防阵地，这些设防阵地不仅要在必须应对一次类似1914年攻势的进攻情况下组成防御性堡垒，而且要组成一些在东北前线供军队演习的支点。贝当反对霞飞的观点，他历来关注对火力威力第一的长期研究，公开表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历史学家应当看到，这场辩论不大吸引政界和报界的注意，这里且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圈子当时有意转移视线，不讨论任何军事问题。至于军队的干部，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公开地表达意见。
不过，事隔多年，人们就能更好地估量到，这个赌注具有多么关键的意义。在霞飞和福熙的观念中，那些设防的要塞应当在政府和统帅部的国防负责人将来通过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中发挥作用。理所当然，霞飞和福熙受到过从1914年底稳固法国防线到1918年大进攻期间的经验所表明的、防御体系威力的影响。但他们假设，其他的军事威力组成部分也应发挥作用。对于霞飞和福熙来说，工事实际上是实行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贝当的选择则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