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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当时，我的头发梳着紧紧的小辫子，有个新闻界的家伙问曼德拉先生，觉得我这样子如何。他只是笑了笑：“哦，我太老了，不能选择这样的发型了。”
他的话让我分外感激，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很开心。曼德拉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直视他的眼睛，捕捉他的笑容，看着英伟面孔上的丝丝皱纹，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聆听他的话语。我想曼德拉先生也不介意和我们交谈得更多些。时间分秒流逝，而我们在德班还有事要做。由于起得早，当我们沿着海滩踱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下午都像在睡梦中度过。
我在想，今天会见了纳尔逊·曼德拉，这都是真的吗？我真觉得难以置信，我得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维多利亚。
由于我和维多利亚经常因工作而离家，数年来电话联系一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就经常和辣妹组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甚至还会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因税务原因而离开英格兰长达一年。这使得我们的相处压力重重。有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通过电话线相互了解的。训练之后我呆在曼彻斯特，而维多利亚则要留在某处的酒店里，准备晚上登台，在30000 席位的场馆里演出。我依然记得我们每天煲5 小时电话粥的那段日子。通过电话，你会对所爱的人日渐了解。这就是全部的细节，我和维多利亚就这样远距离地交流着。
当然，电话述衷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一离开就是几个星期。我们依然渴望相互交谈，但是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为了联系，我们不吝惜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我在日本踢世界杯的时候，打可视电话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两个人一坠入爱河的男孩和女孩，而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之中，不管是谁留在家里，都要一边照顾布鲁克林，一边照顾罗密欧。在照看孩子这——方面，父母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但是留在家里的一方还是要为饮食起居而奔忙。我们只好在电话里更加频繁地谈心，但是每次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这就意味着：“我一分钟后再打给你吧。”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隔着电话交谈，也像面对面一样惬意自在。我讨厌离开她和孩子，是电话确实拉近了距离。这样就算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紧密相连的。在回到家之前，我们一直电话联系，这使我们更加亲密。生活有时候真是奇怪，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一个能够理解的人，我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
给维多利亚打个电话，聊上5 分钟，就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缓和危机。这源于我们之间的信任与爱，正如其他夫妇一样。很多人的谈话，可以在下班之后的餐桌上进行。而如果我想和维多利亚谈谈，就必须先查查国际区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维多利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这就像事业上的成功一样重要，一样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知道有了一些名气和不同寻常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伟大。家人和专业人士替我们减轻了压力，使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我和妻子来面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下来，一起苦苦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呢？”
不管是直接交谈还是电话倾诉，关键是问题确实存在。生活有时候会变得疯狂、不循常规。我们要看，要做，要面对几年之前都不曾预见到的挑战。说实话，我们都喜欢这种不可预知性，维多利亚甚至比我更加喜欢，因为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新事情发生。但为了我们和孩子，把事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还是很重要的一无论是在国内的录音棚，还是穿过云层，到一个陌生国度的新俱乐部，皆是如此。我们像其他人一样，也有感到棘手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压垮。
我们可以相互交谈，可以回家陪伴布鲁克林和罗密欧。至于其他事情，都无所谓。从我走进家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起，除他们而外的其他事物，都不重要了。每一天，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比任何事都令我感到兴奋。人们一定把贝克汉姆夫妇的生活想像得非同寻常，狂热得几近虚幻。偶尔我们也会这样觉得，但是我生活的基准和其他家庭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泡泡‘’里，还有另一个”泡泡“，使我们一家四口感到安全。我发现，在今后的生命历程中，我所需要的真实世界，就是要和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以及罗密欧在一起。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不是吗？我就是我，当我在家中陪伴妻子和儿子的时候，就要脚踏实地地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正如我们打算迁往马德里时维多利亚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生活的一次巨大改变一到新的国家，过新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做好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踢你的足球，我做我的音乐。至于其他，只要你、我、孩子、全家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于一切，我在各地飞来飞去，只为了在家和他们共处一两个小时。几年来，只要曼联的比赛不是迫在眉睫，开车来往在伦敦和曼彻斯特之间，在家里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再匆匆返回，对我而言，这已经习以为常，乐此不疲。我和维多利亚第一次约会就相距400 英里，但我很高兴我决定前往，而不是留下来看电视。我想，在我们还是情侣的时候，一旦维多利亚离开英国一段日子，我甚至就有点不自在。
我记得有一天，在辣妹环球演出结束后的暑期休整时间里，我飞往得克萨斯然后返回，只为了要在达拉斯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和维多利亚共处1 个小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前往她的所在地，以便我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回家。现在呢？因为要考虑到孩子，我也许不再那样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
我想如果我至今还不能习惯坐飞机的话，那我永远都无法习惯了。护照上有趣的标记记录了种种经历：在日本拍照，在西班牙做电视节目，在越南的赞助活动，以及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我很庆幸有人替我来安排这一切。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主要归功于托尼·史蒂芬斯。和这些我乐于相处的人们共事非常轻松，他们都知道，无论何时，足球对我来说都是第一位的。我不知道那些鼓吹“变动也和休息一样有益”的陈词滥调，但我偶尔也会专注于一些和我日常习惯完全不同的事。比如有时候我会和维多利亚一起工作。这对于想找时间相处的我们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尽管我们从事的行业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乐在其中：“你自己忙吧，需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喜欢看着别人做他们所擅长的事情，因此，录音棚真是一个有趣的好去处。当然，维多利亚数年来所做的远不止此。即便在我认识她之前，环球宣传、商业活动和公开亮相就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许是她为什么有点苛刻，总渴望进取，把事情办得恰到好处的原因。我们从事的工作都挺不错，尽管两者截然不同。我们不时给对方加油一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和维多利亚一起生活的一部分。她令我振奋，使我思考：你见过吗，听过吗，做过吗？
她总能让我开怀而笑，和她在一起，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喜欢她早晨一出发便保持清醒的姿态，我从没有见过有人像她这么活力四射。同她结合就如同直达能量活力之源一样。我十分感谢她，维多利亚是我最好的伴侣。
我喜欢我们两个人一起旅行。2003年夏天的远东之行是一次绝佳的时机。当然，我以前也随英格兰队去过日本，参加世界杯。
但是那次我们两人连同赞助商TBC 的日本之旅却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日本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姑娘，但维多利亚另有不同：她是明星，但又平易近人。日本女子崇拜维多利亚，崇拜她的模样、她的魅力、她的仪态、她的全部。她们好像也很喜欢我。对此我颇感奇怪：你很难想像日本影星或是歌星要靠外表来吸引观众。在东京，我们和一位美国女士有过交谈。她住在日本，在DEFJAM唱片公司工作。她说，我所见到的并不全面。至少在她看来，在日本，每个女人都在找寻完美的丈夫，为孩子找到完美的父亲。也许有人认为这想法已经过时，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她们眼中的我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好伴侣：爱家，爱妻子，也爱孩子。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做节目搞宣传的时候，人们喜欢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在一起。我的足球生涯和维多利亚的演艺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些与我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无关。只有在那里才能了解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与我们回家之后了解到的又不一样。在英格兰，人们把我看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我认为，我在生活中还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尽管日程安排上紧了点，在日本的日子还是很惬意。就假期而言，如果我可以选择，且有几天的空闲时间，我就会赶往法国南部。我们经常去那里，住在埃尔顿和大卫的家里。而后，如果方便，他们就会住到我们那里去——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买了一幢别墅。我随时准备和家人到美国各地去旅行。美国是个地域辽阔、热衷运动的国度，篮球、橄榄球均大有用武之地。而在那里，我尚没有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出版社方面希望我有“打开美国市场”的想法。其实我来美国的真正原因是我偶尔会做这样的白日梦：有朝一日可以生活在这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