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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位于拉波莱的基地里，有一块还不是特别旧的训练场地。那是一个你可以独自带着球去训练的地方。在与哥伦比亚队比赛的前一天，我买了一些电池，带上一个大的便携式立体声录放机，借了两大袋球去了训练场。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所以我只穿了短裤和汗衫。我打开录放机，放起了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图巴克的音乐。我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独自度过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练习任意球：把球放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踢入死角。
比赛那天恰是我母亲的生日，在去体育场之前，我们通了电话：“为我进一个球。”
对哥佗比亚队的任意球是我第一次为英格兰队进球。我想我应该记得那个进球的一切：那个犯规，那个人墙，那个角度。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那个时刻的意义已经超过丁进球本身。我一踢出就知道有可能进球，然后我跑向角旗庆祝进球。格雷米·勒·索克斯想拦腰抱住我，索尔·坎贝尔眺到了我的背上。我12岁时就认识索尔了，因为我们一起在托特纳姆训练。就在那时，他和其他人一样，知道这个进球对我有多重要。尽管球已经进了，我还是无法就让它这样简单地过去。我甚至想冲向在教练席的格伦·霍德尔。
看到了吗？你想怎么评价我了呢？
可惜我没有那么做，因为跑向替补席的途中我可能记起了赛前我的承诺：如果我进球的话，我就去拥抱特里·拜恩和史蒂夫·斯拉特里，英格兰队的两名按摩师。特里和斯拉特里曾经和我谈过一也听我倾诉过一无论我是在高峰还是在低谷。他们是我特别好的伙伴。好的伙伴，想什么说什么，不仅仅说那些他们认为我想听的话，而且只要我在说，他们就耐心地听。那些年里，特里真是我的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赛后，我和每一个人都通了电话。我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我们赢了球，并且进入了下一阶段。我感到通过这个任意球，我已经向主教练证明了他想看到的东西。
但我会在第二阶段对阿根廷队的比赛中上场吗？我仍然很不清楚主教练对我是何种态度。在我们前往圣埃蒂安之前，我们又经历了尴尬的一幕。有时候，格伦希望我们在下午时只穿长袖运动服和软运动鞋，散散步放松一下。这次，我们却去了训练场，他突然说他想演练一个新的任意球套路，一个人把球挑起，由我凌空抽射。
我有点担心我的肌腱，事实上我们谁都没有热过身。因此，当他叫我做的时候，我只是把球挑过人墙，而不是用了全力踢。格伦真的生气了：“你难道做不来吗？好，你要是做不来，我们就忘了它。”
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因为我最不想自己受伤。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很紧张了，尽管格伦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这是——次球员们都记得的冲突，不只是那些参与的球员，还包括其他队员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在下一场比赛中仍可以上场，我只能祝自己好运了。
英格兰队同阿根廷队的比赛由于众多原因，每次都会是热门一并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和足球有关。在阿根廷，人们把我们叫“德比”的比赛称为“经典”：不仅仅是相邻的球队如曼联对曼城或英格兰对苏格兰，而且是有历史传统的体育活动，如曼联对利物浦或英格兰对德国。在来自不同大洲的球队之间，他们只承认一场“经典”，那就是“我们队”和“他们队”。难怪它更具吸引力，1998年在圣埃蒂安的比赛也不例外。我当然很兴奋，期望它的到来。从世界杯开始以来，我就一直被搅得心神不宁，承受着情绪上的打击。但有一阵子，我除了准备迎战阿根廷队外，再没想过其他事了。我当然没有想到，比赛和赛后会发生的那些事。
那晚开局很好：一场精彩的比赛，对我们队而言更是超越了比赛本身的意义。在阿根廷队依靠巴蒂斯图塔的一记点球领先我们仅5 分钟后，阿兰·希勒同样依靠点球将比分扳平。他上次为英格兰队打入点球还是在1 年前，但我们都知道他会罚入的。5 分钟后，我塞给欧文一个直传球，他打入了那粒精彩的进球。接着他们又得一分，半场时比分为2 比2。在更衣室里，教练讲了几句话，是关于扎内蒂打进的第二粒任意球的防守问题。不然，我们真的等不及要出去立即开始比赛：这场球眼看就要赢下来了。我哪里会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到我身上来呢？
我认为迭戈·西蒙尼是一位优秀的球员。优秀，但作为他的对手确实让入恼火一他总在你周围，叩到你的脚踝，向你找岔子，这让球员们很反感，他也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也知道霍德尔在世界杯之前说过，他很担心我在压力之下容易激动。我原来在比赛时也不会和他惹麻烦的，但就在半场结束时，他在我身后朝我喋喋不休。后来，当我倒在地上时，他好像要弄乱我的头发，还拽了一下我的头发。我趴在地上，向后抬起了我的腿，朝他轻扣了一下。这是本能的反应，但却是错误的，你只是不想承认罢了。我受到了挑衅，但几乎是同时我做出了反应。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的。西蒙尼当然就顺势倒下，好像被狠狠踢了一脚。
我犯了个大错，被罚下场了。加利·内维尔从身后走上来，手搭在我的肩上，在我的背上拍了拍。
“你做了些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做？”
他没有向我发作。加利只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踢西蒙尼，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主裁判基姆·尼尔森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只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红牌。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现在看看录像：西蒙尼表演得像需要特别护理一样；贝隆正告诉主裁判他认为可能发生了什么；主裁判拿着红牌；巴蒂斯图塔在点头，似乎他认为这很公正；而我却走下场，眼睛已经盯着通道了。我不是生气，我脸上的表情告诉了人们：我的意识早已经混乱了。西蒙尼设下了圈套，然后我钻了进去。不管在我身上还将发生什么，我将永远记住这60秒钟。
甚至在我走出边线之前，特里·拜恩就已经从长凳处跑来了。
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和我一起去了更衣室。我一到更衣室，就给在美国的维多利亚打了个电话。显然找还没有看过重放慢镜头，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正在纽约的一个酒吧里看直播，说有些情况不是真的。我被罚出场这件事没入能讲得通。它为什么发生了？
没什么话可说了。
特里和我呆在一起。我冲了个淋浴．很长时间的淋浴，好像要把这一切都冲掉一样。突然，史蒂夫·斯拉特里冲进来喊道：“我们得分了！索尔进球了！”
我从淋浴间跳了出来，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进球被判无效。我穿上一件长袖运动服，一个法国籍的国际足联官员走进来，告诉我需要去一下兴奋剂检测室：至少那里有—台电视，这样我就能看比赛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后，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离开了。我在通往赛场的通道处看了加时赛。我根本看不进去眼前展现的一切，似乎红牌把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其他记忆都清除了。但大卫·巴蒂射失点球、阿根廷球员冲向门将庆祝胜利的那一刻却沉积在我的脑海中。明天我要离开这里了。
那晚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但我却有不可思议的事作为支柱：我很快就可以和维多利亚团聚了，她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个孩子。在英阿大战之前，英格兰队抵达圣埃蒂安那天，我们刚下飞机我就收到一条短信。
“大卫。我是维多利亚。尽快打电话给我。”
我上了汽车就给她打了电话。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她说。
“什么好消息？”
“我怀孕了。”
简直难以相信。我高兴极了，真想站到座椅上大声地告诉每一个人。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到球队大巴的小卫生间里，上上下下跳个不停，拥抱我自己。我太高兴了：这种好消息、你绝对想和每—个人分享，当然，我还不能告诉任何人。
在圣埃蒂安的那晚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它们被体育场四周的闪光灯照得更清晰了：我被罚出场，与维多利亚的电话，想起来我就要做爸爸了。接着，赛后在停车场看到了我父亲。但其他的事呢？从我的眼光来看，全是——片的模糊：比赛还在进行，但我好像是借助拿反了的望远镜在观看比赛，怒火、挫折、惭愧。不相信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比赛结束时。英格兰队的球员们走向体育场的一端，英格兰队的球迷聚集在那里。我不大想去，所以我转身去了更衣室。那时，格伦·霍德尔正接受现场电视采访，他说如果是11入对11人比赛，英格兰队应该能赢。报纸和其他所有入，当然也都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我的错误导致英格兰队输给了阿根廷队。
球员们都回到了休息室，室内死一般的沉寂。阿兰·希勒坐在我旁边。我只想说：“对不起，阿兰。”他只是盯着眼前的地板看。
球员能有什么说的呢？赛后，每个球员只知道自己脑子里的想法。
我永远不会忘记，托尼·亚当斯走过来找我。当我第一次代表英格兰队和他—起踢球时，托尼快把我吓死了。在小组赛客场对格鲁吉亚队，出场前几分钟，在更衣室里，他站起身说：“小伙子们！我们赢定了。我们应该赢。我们来就是为了胜利厂不仅仅是托尼的声音很大，而且。是他声音里饱含的激情和决心让我记住了他。我不敢相信他的语气那么凶猛，那—刻你被—种新的意义上的承诺震撼了。并不是你以前不关心，但是在那个更衣室里，目睹了说这句话对托尼有多重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