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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我看到几条十分有趣的标语。在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于是我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我想这也有道理，尼姑太多使政府财政紧张，但尼姑要是都结扎了，小尼姑从哪儿来呢？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55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一百天完成的，你五十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最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55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谁不知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要是什么事都靠大家，国库早就被拿空了。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教”，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还是我老人家高瞻远瞩，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人文学者的道义身份
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渡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所谓“细读”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发挥到登峰造极，实在无须舍近求远，请外来的和尚们再三垂教的。
技术操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只是它必须建立在普通美学接受的基础上。把这句话“细读”下去，就是说，做学者必须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础上。二十多年来，一切方法的变换、视角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决定着这些变换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学者道义身份的变换。
正像叙事性文学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样，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者”。因为是“论”不是“叙”，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义功能。二十多年以前，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是党在学术领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读就粗读，要细读就细读，自由出入，万物在我。后来，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变为党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读和细读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后来，论述者变为党的同路人，开始有意改变粗读和细读的比例，进而本质性地颠覆自己的身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子”的道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负荷，企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身份暧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道义倾向，只是那种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道义倾向的摇摆和混乱。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功能，尽管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头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道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行进下去。
“批评家”的身份感觉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子，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道义身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瞄准点，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干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管该不该打，只要在瞄准器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射击的“视角”，也不管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份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王朔一派作家的大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种可以随意嘲弄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