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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怪逻辑！”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一开始让我们帮忙，想让我们为他从萨马拉把那个人弄出来，可后来又想加害我们，这不是爷们干的事。”
“但这却很现代，”科罗特科夫指出，“这完全符合时代精神：求人，利用人，用不着了就翻脸不认人。你看看电视，谁都这样。把自己人支使来，支使去。”
“你说得对，孩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的话语里透露出明显的威胁，“不管这多么令人痛心，你说对了。尊敬的米纳耶夫将军是把我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的。科诺瓦洛夫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不能不完成他的要求，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这件事也是不会结束的。现在，他感到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想扭断我们的手脚，首先是扭断我的手脚。我作为你们的领导，向你们两个发出了非法的命令。而你们作为非法命令的执行者，也难逃干系。我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把阿娜斯塔霞拖进来，否则，她也会听到军号就奋勇冲杀的。不过，我的孩子们，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当是这些，而要考虑别的。”
戈尔杰耶夫沉默了，他在狭长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尤拉和尼古拉也不做声地坐在那里，他俩知道，当领导思考时，不能打扰他。
“尤拉说得对，只要需要，有人就会毫不顾惜、毫不迟疑地出卖自己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玩笑，而的确是需要。因此，应该考虑的是，米纳耶夫将军的这种需要会是什么呢？当然了，绝不会是修修汽车的事儿，也不会是屋顶漏水这些小事儿。他为什么要抓咱们非法采取行动这张王牌呢？我的孩子们，是为了掐死我们，并且是悄无声息地掐死，是要切断我们的氧气。他向他的领导报告说，他发现有人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跟踪他的有联邦安全局的外勤人员，并且，他还查明了跟踪他的还有什么人。也就是说，他将会人证物证俱在地当场抓住你们，我的孩子们。此后，我就会被召进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作出某种解释。那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说出真相，但我清楚，用不了半小时，我的这些模糊的疑问和当时的情况就会被米纳耶夫所知晓。另一条路是不说真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谎话。那样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假话怎么说，要使假话不露破绽。要说得流畅。并且，我们三人都要背得烂熟，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是的，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卢亚诺夫突然活跃起来，“让他们整我们吧。我们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
“那丢掉工作你不害怕吗？”戈尔杰耶夫皱了皱眉头，“我说的不是他们逼我屈服的事。你不可怜我这个已经谢顶了的有病在身的老人吗？”
“那样的话，需要好好想想，别把任何人牵扯进去。咱们这么办：就说我们在跟踪一个戴墨镜的人，此人涉嫌参与了一些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就说我们根本没有对米纳耶夫采取措施，而是对这个戴眼镜的人进行了跟踪。戴眼镜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接触，我们就对这个人进行了跟踪，就像驴跟着胡萝卜走一样。”
“你可真是个冒险家，我的尼古拉，”尤拉·科罗特科夫叹了口气说，“谁会相信我们说的，跟踪一个陌生人，那么多天了还弄不清人家的身份。而一旦弄清了身份，就应该报告，说这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那样的话，马上就会接到‘不允许’的命令的。从规定上讲，我们的说法不合适。”
“停！”戈尔杰耶夫举手打断了尤拉的讲话，“别胡说了，我的孩子们。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你们跟踪米纳耶夫的天数，那我们可就要吃大亏了。而万一他们不知道呢？让我们再想想，在这方面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们确信他没发现你们？”
尤拉和谢卢亚诺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谢卢亚诺夫含糊其辞地说。
“没有谁能替代你们，”上校若有所思地说，“不能把任何人拖进这个麻烦里，我们承担风险。这个戴着眼镜、满头鬈发的人，我们非常需要。尤尔采夫和小傻瓜巴扎诺夫都在这人身上。除非此人只是外表长得与我们要找的人相像，可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尤拉和谢卢亚诺夫才从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出来。他俩一回到自己的屋里，就马上动手准备茶，并把从小铺里预先买来的火腿、黑面包以及味美价高的香肠摊到了桌子上。
“很可惜，这事儿不能告诉娜斯佳。”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要是告诉她的话，她一定能给我们想个好办法。”
“弋尔杰耶夫曾顺便跟我说过，说我不够意思。”科罗特科夫说。他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香肠，“他说我把娜斯佳当成了智囊。说她不仅仅只有聪明的大脑，还有脆弱的神经，他不愿意让娜斯佳担惊受怕。”
“说得也对。可我从未发现娜斯佳有被吓着的时候。你见过她害怕的样子吗？”
“见过，”尤拉点了点头，“她胆小，怕事儿，这可是她自己说的。这是因为她的想象力比你和我弱。事情刚刚开始，她就能正确地估计情况，就能预知这件事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
“一点没错，这就是聪明带来的苦恼，”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你放那么多茶叶干什么？混蛋。我们可不是要煮粥，而是沏人喝的普通茶。”
“浓一点好。我只是稍稍加了点茶，要不水就多了，茶不会有问题的。喝不完的明天喝，不用再煮了。”
“还真有你的！”谢卢亚诺夫赞叹说，“这是你在我们娜斯佳那里学的偷懒的方法？你最好别学她那一套。对了，尤拉，咱们把斯塔索夫给忘了。”
“为什么给忘了？”尤拉很惊讶。
“戈尔杰耶夫说了，没有谁能替代我们，他不想把多余的人牵扯进这次非法的冒险活动中来。”
“谢卢亚诺夫，别胡思乱想了吧……”
“不，尤拉，是真的，”谢卢亚诺夫打断他的话说，“戈尔杰耶夫什么都不知道。可以告诉斯塔索夫，应当帮帮娜斯佳，他不会拒绝的，我敢保证。”
“噢，他会马上跑到她那里把这事儿告诉她的。”
“可咱们没去呀。”谢卢亚诺夫反驳说。
“咱们，”科罗特科夫摹仿着谢卢亚诺夫的声调说，“咱们坐在这里，竭尽全力控制着把实情告诉阿霞的冲动。怎么，不是这样吗？咱们两人，咱们两人互相克制着不说。而他呢？稍加思考，就会都告诉她的。”
“可以好好地求求他，”谢卢亚诺夫坚持着说，“斯塔索夫是个职业专家，他应该明白这些东西。而从另一方面讲，他是个私人侦探，我们的规则不适合于他。雇主让跟踪谁，他就得对推进行跟踪，适用于他的法律还没制订出来呢。”
“万一他被人发现，遭到审问，他该说些什么呢？他会披人掐住脖子，人家会要求他拿出他同雇主签订的对米纳耶夫进行盯梢的合同。不，这是纯粹的欺诈行为。算不了什么好主意。”
“等等，你干吗一下子全部推翻我的天才想法。万一他有合同呢？”
“怎么？你来签这个合同？”科罗特科夫滑稽地模仿着对方。
“你什么都觉得可笑，”谢卢亚诺夫委曲地嘟哝着，喝了一口热茶，“你太可笑了……”
娜斯佳非常喜欢做表格，她对随随便便和以模糊不清的形式表达的情报很不容易记住。常常是看了后面的，就忘记了前面的。不得不再翻回来，重新看文章的开头，或把文件翻来翻去，寻找所需要的句子和段落。而用表格和方框表述的情报就很直观、鲜明，很容易进行分析。早上同扎托奇内一起跑步后，娜斯佳一整天都在研究虐杀狂的犯罪案件。她把大量零零散散的情况都汇总到表格里，这里有谋杀案的发生地点、时间，还有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等等。
傍晚时分，所有的表格全部制成了。娜斯佳把这些表格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而自己则盘腿坐在当中，开始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
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上，没有任何次序。四次谋杀案是在一昼夜中的不同时间里发生的。在地点上，是在不同的地点。在谋杀的方法上，天哪，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四个被害人都是被勒死的，并且，不是用手掐的，而是用绳套勒的。还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
受害者个人的情况？所有的被害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这些受害人的痕迹都曾在一些尚未侦破的重大案件的案发现场被发现过。不过，对这一事实不用进行分析，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虐杀狂杀人现场，没有一处现场遭到破坏。换句通俗的话说，在四处杀人现场，没有一处发现有搏斗的痕迹。这很可能是被害人不是在后来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另一种可能是，被害人跟虐杀狂很熟悉，没想到他会起歹意，于是，没留心地背对着虐杀狂。
娜斯佳拿起一张表格，表格上记录着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依据的是法医的鉴定）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随后，她又拿起另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被害者尸体的发现地点。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死者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上存在一段间隔，尸体会不会是在这段时间里被挪到后来被人发现的地方呢？
在第一起谋杀案中，尸体是在被害人死后二十分钟被发现的。而现场当时有不下一百人。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运送尸体可能吗？这可以排除。
在第二起谋杀案中，死者是在上午10点遇害的，而他的尸体是在下午3点半在地下室里被发现的。大白天运送被害人尸体？这令人怀疑。
在第三起谋杀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