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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谁？”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抬起眼睛望着尤拉·科罗特科夫问，“又没证件？”
“不，这个人倒是证件齐全。又是身份证，又是名片，又是笔记本。不过，你最好给你的客人看看。”
“请看，薇拉。”娜斯佳把照片递给了女乘务员。
女乘务员一接过照片就立刻点着头说：
“就是他！那个亚美尼亚人。上帝，多么可怕！他怎么，也被杀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科罗特科夫恼火地回答道，“唉，我说，太太们，你们自己倒是吃饱了，还有东西给我这个饿汉吃吗？”
“尤拉，别这样！”娜斯佳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噢，没关系，没关系，”薇拉开始张罗起来，她重新打开自己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包，并从里面取出了面包和一个未开启过的肉未罐头，“吃吧，没关系，我带了许多这样的罐头。”
“谢谢，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说着，科罗特科夫给薇拉使了个眼色，“叫娜斯佳好好见识见识，这才是心地善良、大公无私的榜样。我在娜斯佳那儿有时候连一小杯咖啡都要不来，她是个吝啬鬼，没治了，整个一个穿裙子的高老头。”
薇拉猜想科罗特科夫是在开玩笑，因此她开怀大笑起来，但笑得有些窘迫，还略带顽皮。
科罗特科夫伸手拉住环扣后，灵巧地打开了罐头，接着又切下一块面包，然后用勺子直接从罐头中舀肉未吃。
“看把你饿成什么样了。”女乘务员薇拉一边摇着头，一边向尤拉投去了同情和爱怜的目光，她的目光里同时还充满了母亲般的温柔。当成年的儿子完成繁重的工作回到家中，当他们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时，母亲们通常都是以如此这般的目光来端详自己儿子的。娜斯佳给科罗特科夫煮了一杯咖啡。
“喝吧，敲诈者，”娜斯佳笑着说，“你让我在证人面前出丑了。”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可不是一位证人，”科罗特科夫嘴里塞满食物含糊不清地说，“她是一位助人为乐的人，因此她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在自己人面前还有什么可见怪的呢？”
“嗨，真狡猾！”娜斯佳心中暗暗想道，“他善于和人打交道，拉关系，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一会儿他准会向薇拉提出许多请求。”
科罗特科夫的心思果真被娜斯佳看了个透。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既然我们如此幸运地找到了您，那您可一定要帮忙帮到底……”科罗特科夫说开了。
“……那么，也许，您可以再问问列车上的其他乘务员，在返回途中看没看见这两个人，”娜斯佳接过话茬随即说道，“这两个人返回莫斯科时多半也会乘‘红色飞箭’特别快车，也会坐卧铺车厢。”
“我会问的，”薇拉很情愿地同意说，“您能把他俩的照片给我，好叫别人辨认吗？”
“不，好薇拉，没必要拿照片给别人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您那样勇敢，”科罗特科夫奉承道，“别人看见尸体会吓坏的。您对谁都别说这两个人已经死了。您只要口头描述一下他俩的长相就行了，好吗？如果有人见过并记得这两个人的话，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找娜斯佳或者找我都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您。”
薇拉走了。科罗特科夫马上在娜斯佳对面刚才薇拉坐过的地方坐了下来。
“情况是这样的，娜斯佳，死者的名字全称是阿萨图良·加里·罗伯托维奇，他不停地倒买倒卖，忙得团团转。未婚。住波德别利斯基大街。尸体是今天在希莫克区被人发现的。死亡时间被确定在昨天深夜。”
“死因呢？”
“你猜猜看，你是我们这儿最善猜的人。”
娜斯佳琢磨了起来。说枪伤致死是最简单的。如果这两起谋杀案没有关联的话，那么多半就只能这样猜。但是，如果两个案于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训练有素的话，那么两起谋杀案的手法应该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再机灵的侦探也不会把两个案子联想到一起了。那么是冷兵器吗？有可能，但有些不太可信。职业杀手不喜欢冷兵器，因为衣服上和双手会溅有血迹，当你必须离开杀人现场时，一定会有人发现你穿着带有血迹的衣服。那么是用什么重物撞击脑壳吗？这很可能，完全可能。但这同样不像职业杀手的做法。
“阿萨图良有汽车吗？”娜斯佳突然发问。
“你问得好！”
科罗特科夫惊讶得目瞪口呆，连颌骨都差点耷拉下来。
“你怎么猜到的？”
“猜什么？”
“他的车。”
“我还没猜呢，只是问一问而已，那么他的车在哪儿呢？”
“就在现场，在尸体旁边。”
“明白了，他被车轧了几回？”
“好像是两回，轧过去后又轧过来。说真的，你是怎么猜的？”
“我也不知道，”娜斯佳耸耸肩膀说，“可能是突发奇想吧。奇怪的是，这个阿萨图良怎么能让自己的私车轧死自己呢？难道他丧失理智了不成？”
“尸体解剖后会搞清的，”科罗特科大表示不快地哼了一声说，“幸亏我及时张罗了一阵，我把一瓶酒连同这具尸体一齐送到了法医那儿，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了。这些法医也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工作多得根本干不完，没有哪次解剖任务是按时完成的。你想想吧，时代的变化多大！真是日新月异啊！过去活人们为了购买芬兰靴子和生熏香肠而排队，可如今死人们要为解剖而排队。娜斯佳，难道你从不感到可怕吗？有时，我会觉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而这种过渡是如此地委婉、如此不易察觉，以至于你完全能及时适应这种演变，而且能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麻木不仁。有朝一日，当你突然回忆起就在前不久，只不过是几年前你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惊慌失措。我们正在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什么？娜斯佳，你一直在做统计工作，你应该对此有所察觉的。”
“我早察觉到了，”娜斯佳点点头说，“在你说的那个年代，莫斯科平均每周发生三至四起谋杀案，而如今，一天就有七八起。我一直纳闷，我们怎么可能及时破案呢？依我看，及时破案简直就是奇迹。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我和你继续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话，那么连奇迹都不会再有了。”
“当然，”科罗特科夫牢骚满腹地说，“这个我也知道。你从来不讨论一下抽象的哲理，从来不谈论一下生活。恐怕你又要指使我去跑腿了吧？”
“你算说对了，首先，你要和侦查员们碰碰头，顺便问一下，你向戈尔杰耶夫报告过阿萨图良的事了吗？”
“别着急，我自己早已想到了。这件事由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去办。”
“第二，让我们拿着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有计划地查问一下他的所有熟人。”
“你指望他的熟人会认识凶手吗？”科罗特科夫用怀疑的口吻随口说道。
“阿萨图良的熟人也许会认识他那位被杀的至今身份不明的同伙。顺便说一句，薇拉讲，这两个人看上去像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他俩似乎经常一道坐车出门办事。阿萨图良甚至还开玩笑说，他自己所有的女人早晚都会偏爱那个高大的、一表人才的银发男人。当然这只是小丑式的闲扯，但交情不深的人或者萍水相逢的同路人通常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你同意吗？”
“不全同意。”
“那么请你指教。”
“通常的确不开这种玩笑。但在整个事件中就没有任何‘通常’可言。好吧，我该去和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打交道了。”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娜斯佳要跑去暗室再翻拍一张阿萨图良的照片，好让米沙·多岑科拿着它去给所有那些当尤尔采夫在“俄罗斯”饭店宴会大厅服毒自杀时在场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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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娜斯佳都会留下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在对不幸而又无辜的病人们的怜悯之情中常常交织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残忍和血腥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对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许多病人的病压根儿就不严重，他们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做一次鉴定。而有些病人则完全是装出来的。一些病情严重的病人井没有犯下什么凶狠和恶毒的罪行，他们只是干了一些愚蠢的偷盗和流氓行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劝说自己，她还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每当她穿过大门进入内院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厌恶和怜悯这两种矛盾、截然不同，但却偏偏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给搅碎了。
那个开枪向总检察院的检察官射击并当场被捉的罪犯基里尔·巴扎诺夫现在就在这里。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词，仔细研究了窃取武器那部分供词，但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理出。巴扎诺夫的邻居确实是个警察，他也确实有一把值勤用手枪，但手枪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从未丢失过。邻居另外还有一支正式注册过的枪，但也从未失窃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当警察的邻居也许只注册了两支枪，或许他的枪不止这两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问题在于，邻居事实上除了这两支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枪。再说，即使有，恐怕巴扎诺夫也很难从他家里把枪偷出来。邻居是个经验丰富、警觉性很高的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他非常清楚当家里有小孩时，枪必须收好。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放在壁柜里的。保险柜用的是密码锁，得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难从保险柜里偷出点什么东西。
医生有礼貌地和娜斯佳打了个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