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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他们一种完全可以说成是歧视性的待遇。
即使这些民族资本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复兴党的《人民（工人）权益保护法》的束缚，不能对他们的工人进行严重的剥削了，可是从经济上，他们要和实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复兴党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公平的。他们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竞争提供了最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当然，即使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别想获得复兴党的政策倾斜。）。
在政治上，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复兴党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两口（孩子都是国家抚养的）之家的规模异地分居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福利政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够在复兴党中国获得任何的政治权利。
因为复兴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他们被这样对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了，这种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些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一是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军人、科学和技术研究人员等等的权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族资本家作为有钱人是值得羡慕的。国家也允许普通国民自主创业，自己经营企业和工厂、商店、第三产业等等。可是这些人在经济上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却被全面的剥夺了。
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当资本家确实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资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对有钱人的时候，还是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复兴党对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也进行了限制。这个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资本家参与海外贸易。毕竟早在1632年左右，长江商团（包括秦氏商团、枝江商团、松滋商团、武昌商团和金陵商团）就开始全面参与海外贸易了。但是凡是参加海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则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财物监督和工会监督。
具体的说就是，所有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四马分肥”的政策。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将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公方（一般为银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组成）。公方不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人民权益”。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和民族资本家进行比较的话，国家从国企的利润中也只能获得30％，而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通过“四马分肥”获得高达50％的企业利润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失败的话，那么资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产了事。国家是不可能为他们兜底的。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放开了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投资设厂之后，无论是那些从事轻工业的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忙不迭的跑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华帝国藩属国去投资设厂的现象。
毕竟中华帝国对目前阶段藩属国国民设定的最低工资，即使对藩属国国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但是和国内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非常纯粹，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工限制的超级廉价劳动力。
目前阶段里，那些接受过当地中华帝国驻军一年左右的简单纪律和组织培训的朝鲜人和倭国人，就是中华帝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最喜欢的用工对象。
截止到1638年，中华帝国在南中国海各藩属国的企业，几乎每年都要吸引几万名朝鲜和倭国归化民到南中国海地区就业。
当然了，如果说在复兴党治下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挺不容易了的话，南明伪证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南明伪政府的所有权力，把崇祯皇帝彻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团建立的手工工厂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后世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那么滋润。
固然，这个时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像“蒋宋孔陈”一样，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掌控金融、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垄断性质的手工工厂。但是，一方面他们没有外面的美国爸爸帮忙，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供他们兴风作浪。在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和对他们的海外贸易的全面封锁下，他们很快就退化成了坐拥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兼买办。
让人比较惊讶的是，特别是让王书辉有些没想到的是，掌控南明伪证府权力的江南官僚地主集团，在复兴党的巨大压力下，居然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改良。
比如说，至少在浙江地区，江南官僚地主集团重新恢复了国家赈济体系。
很明显，因为从1634年以后接连丢失了江西地区和广东地区，南明伪证府已经吸取了一个明显的经验教训，那就是绝对不能对遭遇自然灾害的老百姓继续不管不顾了。因为只要在他们的地盘上出现了流民和难民，那么复兴党的军队就会雷霆万钧般的出现在当地，先是消灭当地的南明武装力量，之后就会占据当地的土地，救济和扶助当地的百姓，最后把当地的百姓变成一帮子跟从复兴党人的乱党。
原本在南明伪政府里能够和江南官僚地主集团相抗衡的赣党和粤党，就是这样彻底的根基尽失的。
其实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说，南明伪证府失去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就是这个原因。等到他们再次丢失了江西和广东之后，他们才明确的认识到，只剩下浙江和福建这两小块地盘儿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次承担失去土地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无论是重新变成彻底的地主买办的江南官僚集团，还是被复兴党海军轻松的毁灭了所有的海上力量，转变成了彻底的地方军阀的郑芝龙闽党集团，都不敢放任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在自然灾害后变成流民和灾民了。
江南官僚集团的办法是，大地主们互相商量着出些粮食和山地，组织总是接连不断的因为小冰河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灾民和难民，开荒山搞梯田，大搞以工代赈。
郑芝龙地方军阀集团的办法则是，采取宋代的老办法，把灾民和难民编成厢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搞搞渔业生产。
当然了，这样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两地的封建统治者的最终办法，还是私下里和复兴党进行接洽，把那些被他们组织起来的灾民和难民送给复兴党方面。
对于这种情况，复兴党是比较愿意的。说实话，江西和广东的人口除了一部分集中到了珠江三角洲和鄱阳湖平原上的国营农场里以外，两省的大部分人口，还是被复兴党转移到了北海道、济州、吕宋、安南等地区的复兴党的海外国营农场中去了。
除了两地的山区群众被复兴军吸纳之外，大部分处于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地区的群众，还是在接受了复兴党的改造和教育后，被编成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派往中华帝国在各藩属国的国营农场中去了。
说实话，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改造群众，迁移群众，训练群众，武装群众这种高投入，低产出，耗时长，费精力的工作，复兴党真心不是非常愿意去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南明伪证府能够比较懂事的把受灾的群众组织好，然后老老实实交给复兴党来救济和帮助，可比复兴党再接受两个地区的大量人口要好的多了。
为了能够留出足够的时间对江西和广东两地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建设，复兴党甚至对仅剩浙江和福建两小块地盘儿南明伪证府调整了策略。
在复兴党完成对江西和广东的全面工业化改造之前，南明伪证府还能宽绰个四五年的时间。
等到四五年时间一过，复兴党完成了对江西和广东地区的改造以后，南明伪证府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差不多到来了。
第490章云仙国王徐天草
倭国的岛原地区要是放在后世的话，绝对算是个比较不错的旅游风景区。
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后世里，这里是以火山和温泉闻名于倭国的地方reads；天天有喜逍遥仙。在这一地区有不少可以观赏和游玩的景点。
不过就像倭国这个国家一样，因为整个倭国都是因为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山脉地形，因为大部分倭国在过去的地质年代里都是海底，所以以山脉为主要地形的倭国是相当的贫瘠的。
要知道，土地贫瘠，这在农业文明时代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没有科学育种，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农业文明时代里，不管农民们再怎么精心的伺候土地，土地的产出也是非常的稀薄的。
1637年倭国爆发的岛原之乱固然有宗教的原因，可是世界上就没有单纯的因为宗教原因产生的战争。归根结底，一切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文化问题，都是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