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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诗思想倾向明确，感情充沛，语言朴素生动，口语化，富有民歌韵律，曾长期在民间流传。它对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民族自豪感，反对不合理的印度社会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泰戈尔发表了《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诗集。《吉檀迦利》，印度语是“献诗”的意思，形式上是颂神诗；《新月集》是写儿童心理的诗；《园丁集》是描绘自然和抒发爱情的诗；而《飞鸟集》是一部格言诗；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差不多每首诗都含有哲理性。
泰戈尔在这几部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古代印度哲学中，包含有“出世”的思想，说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解脱”，要放弃尘世，实行苦修；而泰戈尔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他说：“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他还说：“我曾经受苦过，曾经失望过，曾经体会过死亡，于是我以我在这伟大的世界里为乐”。因此，尽管泰戈尔写这些诗的时候，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但他并没有静穆超脱，没有“默想着死亡和来世”，他没有“摆脱尘世的牵缠”。他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的这些诗集与反帝爱国、反封建的时代潮流息息相通。
诗人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深感厌恶，他说：“神对于那些大国会感到厌恶，却决不会厌恶那些小小的花朵”。他对于印度凶暴和虚伪的权势者，也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说：“权势以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权势以它的恶行自夸；落下的黄叶与浮游云片却在笑它”。“虚伪永远不能借它生存在权力中而变为真实。”同时，诗人对那些“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深表同情，赞美他们的善良和真实，“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他把自己看成“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他还大声疾呼“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他还对那些指明民族解放道路的革命者，给予赞颂：“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诗人在这几部诗集中，特别在《吉檀迦利》中，充满着对神的歌颂，表现了诗人泛神论的哲学思想。诗人所歌颂的神，不是“一神教”的神，而是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诗人在《吉檀迦利》等诗集中所说的“你”、“他”、“主人”都是泛指神的，“我”也是神的表象。他说：“我要努力在我的行动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诗人从泛神论出发，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观点，在诗中特别强调了神与劳动人民同在。“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联系在一起”。他还说，神“赐给我力量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但诗人又从泛神论出发，追求美和善的世界，追求人与神的融合与和谐。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与泰戈尔的泛神论观点相联系的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他把“爱”作为人类的理想。他表达了不分民族的平等思想，要摆脱束缚人们的锁链，他认为世界不是能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的，最终统治世界的是“爱”，“因为我只等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泰戈尔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来反对当时的民族压迫，同情劳动人民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企图以“爱”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不仅是空想，而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也只能起着消极的作用。
泰戈尔的哲理诗，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他以丰富的想象，抒情的格调，秀丽的诗句，生动的笔法，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泰戈尔的人生哲学。
泰戈尔一生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前期的政治抒情诗，主要写于1905年到1908年民族独立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一般称为“爱国诗”，在印度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著名的有《我能生在这片土地上》，《洪水》，《让祖国的地和水甜蜜起来》等。
他的爱国诗，充满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怒和对爱国者的热切鼓励。“兄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绳结愈紧，你的受束缚的时期也将愈短。咆哮之声愈高，你也得愈快地从酣睡中醒来。压迫的打击愈厉，他们的旗帜也将愈快地与地接吻。不要灰心，兄弟，因为上帝不曾在睡。”
泰戈尔的爱国诗篇，反映了印度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也反映了斗争道路的曲折和艰巨：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
如果他们害怕，无言地畏缩着面对着墙，
呵，不幸的你，
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
如果他们在穿过旷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你，
呵，不幸的你，
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
泰戈尔的爱国诗，对民族解放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要人民在黑暗势力猖獗的时候，“等待到明天。”
泰戈尔的爱国诗，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呼喊出印度人民内心深处的声音，语言朴实，琅琅上口，因此深得群众喜爱。三十年代以后，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有了新的发展，诗人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非洲》（1937）一诗中，诗人谴责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表现了对非洲人民的同情。在《敬礼佛陀的人》（1937）中，又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忏悔》（1938）一诗对瓜分世界的“慕尼黑条约”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号召》（1938）中，又热情鼓舞加拿大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正义斗争。
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思想境界很高，这与他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具有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他在《生辰集》第十首诗（1941）中写道：
农民在田间挥锄，
纺织工人在纺织机上织布，
渔民在撒网——
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撒布在四方，
是他们推进整个世界在前进。
他又写道：
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
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由此可见，泰戈尔后期的诗歌创作更富有人民性。它为印度近代诗歌如何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戈拉》
《戈拉》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写于1907…1909年。先在《布拉巴希》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成书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的印度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已意识到殖民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祸害，反英情绪高涨。在社会问题中，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比较突出，宗教的偏见妨碍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梵社在1828年成立时，曾起过积极作用。1865年分裂以后，其中有一派的信徒崇拜西方文明，轻视民族文化，有的甚至成为殖民主义的奴才。而七十年代成立的“新印度教”，则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传统，但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
到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作者写作《戈拉》的时代，在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宗教教派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当时，就是比较进步的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仍提出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社会纲领。这种使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显然不可能把反帝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反映的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二十世纪初印度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戈拉》中，作者以印度教安南达摩依和梵教帕勒席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展开情节，反映了印度民族开始觉醒；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爱国精神，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专横和残暴；批判了宗教的偏见，号召印度人民不分教派不分种姓团结起来，为三万万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
小说的中心人物戈拉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着力刻画了他对祖国必将获得自由解放的坚定信念和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对祖国的自由解放满怀胜利的信心。他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痛恨。他在牢狱中，表现了民族的正气，他决不去奉承英国县长，求他们怜悯或者饶恕。他也不要朋友想办法去保释。他说：“我不去想什么办法，是怎么个下场，就让他怎么个下场好了”。这就表现了殖民地民族中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戈拉的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信奉印度教，严守教规，行触脚礼，不喝异教手里拿过的水。他批评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谈恋爱是学英国人的时髦，是英国人的“爱情”，更反对与梵教姑娘结婚。但后来，自己也陷入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的爱情中。他爱国，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竟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