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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文学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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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这些是人民的智慧结晶。书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是从“巴比伦之囚”放回来以后所收集的,表现这个民族经过多难多灾之后,见识多了,老成了。 
  另一本美丽的哲理诗集《传道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50年到200年之间,大概是一个哲学家的手笔。那时希伯来人受到马其顿王朝的血腥统治,本族文化受到希腊文化的压制,人心沮丧,社会腐化,影响作者的人生哲学。全书充满着人世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人生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少年人哪,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心所爱看的。”《传道书》所传的只是低沉消极之道,是颓废的乱世亡国之音。 
  《约伯记》是《旧约》中最雄大的作品,是修辞华丽的哲理剧诗。大约是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从巴比伦之囚回归,重建都城时的作品。剧诗的引子是说明约伯的来历,接着是天上序幕,上帝和撒但约定,由撒但去考验约伯,看他是否真正义人,信心是否坚定。于是约伯接连遭到不幸,牛羊成群成群地失去,七子三女都死光,自身又长满了恶疮,疼痛难忍。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时,却说他一定犯了天条,罪有应得;约伯自己知道没有罪,受了冤枉,他和三个朋友辩论得很激烈。后来一个青年人出来,代表剧中的合唱队说话,拿出新见解,说受苦是上帝给人的锻炼。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约伯。正在辩论中,风云骤变,上帝在暴风雨中说话,证明约伯是义人,在极端的苦难中,怀疑并责难上帝是当然的。剧曲的结构颇似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约伯记》作者生活的年代比埃斯库罗斯稍晚,约与阿里斯托芬同时,可能受希腊剧的影响。《约伯记》所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对于这个问题,《约伯记》辩论的结果,也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这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剧中的人物都是氏族时代的富裕酋长,犹如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人物都是神仙、国王、贵族一样,都是阶级社会形成前后时期的人物。在那个过渡的社会中,贫富的悬殊已经出现,约伯指出了侵吞穷人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剧中的上帝和撒旦之间,既对立又合作。上帝在剧的高潮中出现,但没有为约伯解答问题,只是肯定他是义人,为他昭雪冤案,并说他怀疑、责问上帝是应该的。剧中的撒旦不是恶魔,而是天上一个巡检,在地球上往返巡游。他怀疑一切,对上帝所称赞的义人要作进一步的考验,最后却证明约伯是好人。剧诗表现了实事求是、辩证地探讨问题的哲学头脑,在《旧约》中是突出的。 
  《次经全书》中有两大卷智慧书,是当时哲理诗的精华。《所罗门智训》显然受了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有了灵魂不灭、命运、良心等思想。《便西拉智训》为智慧与虔诚的混合物,共约二千五百格言,为早期基督教教会所重视。有人说这两卷书是《新约》著作的指导思想。 
  还有两卷动人的抒情诗值得注意,那就是《耶利米哀歌》和《所罗门雅歌》。 
  耶利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生在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性的先知诗人。他活动于公元前626…585年之间,历尽沧桑。他目睹亚述的灭亡,新巴比伦的西征,埃及大军的北上,两雄作龙虎斗时,犹太王约西亚出战于米吉多平原而阵亡(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犹太国王约雅斤和大臣们被虏(公元前597年)以及京城的彻底被毁灭,最后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权(公元前586年)。这就是耶利米所处悲剧的时代。 
  取利米热情善感,出生于一个乡村祭司的家庭,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做正义的呼吁(公元前626年),常因直说统治者的罪恶,并预言将亡国,祖国必将遭受强邻的蹂躏而被逮捕,关禁在地牢或警卫队的院子里。每次国家的危机加紧时,他总是大声呼吁、警告,总是被捕、关禁,直到国家的最后灭亡。 
  亡国是他的时代悲剧的高潮,在他悲愤时,用彩色写下著名的“哀歌”五首,被后人尊为民族的绝唱。《哀歌》以后虽也产生过不少诗歌,但做为民族喉舌的歌声,就没有更雄大的了。《哀歌》也是希伯来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它(除第五歌外)不仅用严格的“贯顶体”,而且创造了“气纳体”的句法。气纳体句法在句中间有间歇或停顿,象征哭泣吞声,不能一口气说出来,说到半句停顿一下,表示呜咽不成声的样子。我国的“骚体”在句中用个“兮”字,有些仿佛。《耶利米哀歌》每句中间停顿,顿前三人音步,顿后两个音步。例如第四歌的前十节,可用骚体拟译如下: 
  一、何黄金之变色兮,纯金黯淡, 
  彼神阙之圣石兮,弃诸路畔! 
  二、叹锡安之众子兮,贵比精金, 
  今贱于陶工手兮,所制瓦瓶。 
  三、顾猛犬能哺幼兮,厥性柔和; 
  何民女而犷悍兮,沙漠之鸵。 
  四、彼婴儿之失乳兮,舌贴焦膛, 
  儿求饼而嗷嗷兮,孰与干粮? 
  五、享珍馔之王孙兮,伏路孤寒, 
  曾衣锦而褥朱兮,偃卧粪壤。 
  六、所多玛之速亡兮,非为人力, 
  今我民之罪愆兮,更为可耻! 
  七、昔贵胄白于乳兮,皎皎如雪, 
  丰润胜于珊瑚兮,冰清玉洁。 
  八、今尘容之黎黑兮,莫识于途, 
  形憔悴而销铄兮,枯如槁木。 
  九、毋饿死于饥荒兮,宁蹈白刃, 
  不得田园蔬果兮,衰竭昏晕。 
  十、哀吾民遭屠戮兮,民女不仁, 
  亲烹儿婴而食兮,腹饥难忍! 
  这十节是一个主题,就是以京城的今昔对比来哀叹亡国之恨。从第十一节起,认识国人所犯的过错,致遭天罚。其他四歌内容各有不同处,第一歌哀叹耶路撒冷劫后的惨象: 
  一、峥嵘繁华之城兮,今何凄楚! 
  列国之佼佼者兮,萎如寡妇; 
  诸城中这帝后兮,降为奴仆。 
  二、彼痛哭于中夜兮,涕泪纵横, 
  亲友中不见人兮,向彼慰问! 
  知心亦怀鬼胎兮,视若敌人! 
  三、犹太遭受放逐兮,苦役酸辛; 
  窜居异国流浪兮,举目无亲; 
  迫害者乘人危兮,狭路相寻! 
  ………… 
  第二歌审讯耶路撒冷,谴责其罪恶。第三歌自我叹息,祈求解救。第五歌祈求安慰和复兴。《哀歌》中惟独第五歌不用“贯顶体”,而且诗节特短,节数仍为二十二节。其最后四节祈求祖国的复兴: 
  一九、主乎,尔国永祚兮,江山万古! 
  二○、何为乎长忘余兮,弃置不顾? 
  二一、主如恢复余兮,余必复兴如故。 
  二二、如弃绝余兮,其为怒也逾度。 
  《哀歌》是一个抒情的组诗,很明显地表示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思想。无论是描写京城的改色,败瓦颓垣的景象,人民的贫困、苦难,还是自己谴责前非,祈求复兴,都是出于爱国的至诚。耶利米不是国君,而是爱国的志士,他的哀歌,既有深切沉痛的悲愁,深刻的自咎,又有复兴故国的祈愿。在诗人的身后,果见旧京耶路撒冷的重建,在惊涛骇浪的艰苦挣扎中延续了几百年。后来他们每逢国耻纪念的集会,必定朗诵歌唱《耶利米的哀歌》。他们的人虽然漂泊于世界各地,《哀歌》所表现的精神纽带依然存在。但这个精神纽带和复兴祈愿,都只寄托于神的意志,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同时也是二千五百年前的时代局限,也是民族思潮的局限。 
  《耶利米哀歌》的艺术特点值得注意:它用严格的“贯顶体”和“气纳体”的韵律,是希伯来诗歌中格律最严整的作品;其次是高度的形象性,如在第二歌中说神发怒,使黑云压城,把荣华从天上扔在地下,象火焰四围吞灭、烧毁雅各的子孙,使外郭和内城都悲哀,城墙流泪成河,昼夜不息。这种拟人化、象征化的笔法,也是诗歌的特色。 
  《所罗门雅歌》或《歌中之歌》是精选的抒情牧歌集。这一卷迷人的抒情诗是什么诗体的问题,二千年来众说纷纭。到了近代,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是恋歌集,1778年,德国浪漫派诗人海德尔提出这一主张;第二种,说是戏曲,在三世纪时奥里根首先这样主张,后来的诗人歌德也这样看;第三种,说是抒情体的牧歌,这是本世纪美国摩尔登在《圣经的文学研究》中这样分析的。 
  恋歌集的说法也言之成理,因为若把《雅歌》拆散开来,其中的恋歌多数是可以独立成诗的。但它有人物、有故事,有统一的主题和情调,看来不是简单零星的恋歌集子。戏曲说也有道理,因为它有戏曲的对唱,有完整的故事(歌中没有直接讲故事,但隐约中可以揣摩);不过就诗歌的体裁分析,戏曲说也有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是,戏剧情节的发展要有顺序,不能一开幕就是结婚,以后再演初遇,相爱。至少在古剧中没有这样写的。其次,戏剧的台词必由角色说出,作者自己不能随意插话。因此,牧歌说较为合理。牧歌这种诗体最初发生在古希腊文学史的后期。公元前三世纪时的提奥克里特被称为牧歌诗人的鼻祖。《雅歌》产生的年代要比希腊牧歌的产生晚一个世纪,很有可能是受了希腊的影响而产生的。那时候西亚一带是在希腊化文化的笼盖之下。若从牧歌的体裁看,我们很容易揣摩《雅歌》的情节,它是这样的:在一个明媚的春天,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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