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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两个法律条款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判断何者为先。出现这样的法律悖论的时候，一般总是要走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复审权”。这正是鲍尔律师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不是打算在地方法院就打赢这场官司，他甚至知道他会输。但是他要开辟一条司法渠道。鲍尔先上诉到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法官说，能够压倒少数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阿米绪选择八年教育并没有损害社会。
于是案子的被告，威斯康辛州政府的行政分支，开始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前一次，案件的性质是判定阿米绪孩子的教育管理问题，这个问题联邦法院没有司法权。可是现在，案件的性质是全国性的民间团体代表百姓控告州政府侵犯宗教自由，也就成了州教育法规是否违宪的问题，这属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于是，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这个叫做
“威斯康辛诉约德尔等”的案子。鲍尔律师出庭辩论，一些从不抛头露面的阿米绪也默默来到首都华盛顿，听候决定他们命运的判决。他们还是一袭传统阿米绪的黑色服装。黑色的背影衬映在最高法院白色大理石建筑的背景上，使我们今天看到这张过时的新闻照片时，依然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972年年底的一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压倒多数做出了有利于阿米绪的判决。首席大法官沃伦在判词中指出，现代中等教育所教授的内容和价值同阿米绪宗教生活的根本方式有尖锐的冲突，强制实行的教育法规侵犯了阿米绪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利。
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沃伦·博格首席大法官写下了如下这段现在还常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文明的很多重要价值是由那些在巨大困苦下远离世俗影响的宗教团体保存下来的。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阿米绪和类似他们的人就是“错误”的。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同于他人就遭受谴责。
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州与阿米绪在教育问题上的冲突，沃伦大法官的判词，更是对长久以来的思考和反省，做出了一个总结。制度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同时要求多数不能压迫少数，不能侵犯少数的自由和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的设计上，一开始就要为持不同意愿的少数预留下申诉、辩解和反抗的渠道。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一致之下，仍要为百分之零点一的异见留下呼吸的空间。这也是美国法律强调个人的宪法权利必须归属个人，而政府“不得立法”侵犯这种权利的根本原因。
如果法律不打算保护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就保护不了“百分之五”，那么，“多数”本身也就都潜在的岌岌可危。我们曾经习惯于法律对“百分之五”的不予保护，这是因为，当我们身处“多数”之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多数”就是对的，我们只知道庆幸自己不是少数。谁也没有想过，今天你不挺身而出保护你所不同意甚至不喜欢的百分之五，你怎么有把握下一次你不在另一个百分之五中呢？今天你看到与你无关的百分之五遭受的不公正扭过了头去，下一次轮到你的时候，你还向谁去呼喊呢？
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正善待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如此人微言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待，恰恰是检验文明和人道的试金石，也是决定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
也许，最平凡的阿米绪正默默地以他们的存在，在给人类讲述着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故事。
第二辑 战争、和平、和平主义
一
这个题目看上去大得吓人，其实，只是想谈谈一些相关的随感。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其他动物之间，很少发生大规模灭绝性的自相残杀。最近，英国《泰晤士报》，根据科学家的最新发现，证明现代智人的两个近亲人种，是在和现代智人接触之后才灭绝的。许多科学家早就推定，他们的灭绝，很可能是现代智人“干的好事”，意指争斗、屠杀。这虽然只是一种推定，至少证明了科学家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祖宗的禀性毫无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世界性战争。当时，武器的升级换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战争观念却还是传统观念：要打败一个国家，就要彻底击溃这个国家民众的战斗意愿和意志力。因此，战争双方都采取了对城市的大规模轰炸，形状惨烈。
当时险险乎就是纳粹要赢，大家有个共识，就是纳粹若赢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赢得战争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支付的代价都被默默认可。时过境迁，赢的已经赢了，危机也被淡忘。民众支付的代价，战争不人道的一面，被长久地追忆、反省，伤痛难忘。不仅是发动战争一方遭到谴责，就是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方，也同样受到责难。对美国为结束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而引出的争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样的反省无疑带来正面的效应，就是对新一代的和平教育。这对一些在传统上“尚武”的国家，尤其重要，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无端侵略他人的支持度大幅降低。
战后的几代年轻人，是反战的中坚。今天，只要出现任何战争，全世界各地都会爆发规模巨大的反战示威，年轻人永远是主力。可是，逐渐地，我们也看到，不问青红皂白地反战，在知识界也成为不必承当任何责任、道德始终居于高位的简化思维。
反战为什么不是一个永远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干净到非暴力能够解决一切的地步。在冷战中和冷战结束之后，在一些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主持屠杀的，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原则上来说，那是他们国家的内政。这些事件造成上百万的平民在和平时期被屠杀，也造成难以遏止的难民潮。外交手段的抗议、制裁等等，难以奏效，而眼见着血流成河的大屠杀在天天发生。
这时，对于政治家和有号召力的知识界来说，只有自己假想的净土，并没有一个事实存在的道德高位。
国际社会武力干涉，就是战争。战争不仅造成战斗人员的伤亡，还必定造成平民的伤亡。在今天的战争新观念下，尽量利用高精度武器，减少平民伤亡，已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考量。然而，要推往极端，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平民误伤的战争，只是一个幻想。于是，许多人认为，站到对面，反对一切武力干涉，反对一切战争，永远高举和平大旗，这是保障自己在道德、良心上立于不败之地的良策。而事实上，在前面的例子中，不赞成武力干涉，就是坐视屠杀，事实上造成的平民流血，要比武力干涉要多得多。
这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痛悔没有对卢旺达的屠杀早些采取武力干涉的原因。
二
和平主义是一个美好的名字。所以，今天给自己引入和平主义立场的人，很多。
可是，究竟什么是和平主义？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和平主义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一点不错。可是，绝大多数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并不知道，要维持一个和平主义立场，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和平主义是一种信念，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听上去很简单。可是，落实到具体，就变得复杂起来。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有一名歹徒，拿着一把刀子，冲进你家，要杀死你的妻子儿女。你呢，手边恰有武器，可以轻易地以暴力反抗，救下亲人。可是，你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暴力。所以，你就不能动武，你宁可眼睁睁看着家人死于歹徒之手，也要维持自己非暴力的信念。这样的行为，才是和平主义的实践。所以说，当和平主义者并不简单。往往是起于某个宗教信念，只有坚持宗教信仰，才能维持住和平主义的立场。
维持这样的立场，容易不容易尚且不论，因为像歹徒冲进家里，当场测试立场，毕竟罕见。可是，即便是真的和平主义，就铁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立场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经甄别确认，真正的和平主义者，都可以免服兵役。他们被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被社会尊重。然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和平主义者并没有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虽然你可以说，我宁可敌人打进来杀死我，也要坚持和平理念。事实上，却是你的同胞牺牲在战场，为你抵挡了子弹，换了来你的和平生活。“道德”也就随之引出困惑。
于是有人说，那么，我是一个相对的和平主义者，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却不反对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时你会发现，你和一个非和平主义者已经没有区别，你并不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事实上，只有“是”或“不是”和平主义者，而并不存在“相对的”和平主义者。你不能说，歹徒杀在别人家里，我主张和平主义；杀进自己家里，我就改主意了。你对战争的态度其实也和一般人没有区别了：你在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判断是要“赞同”还是“反对”。而不是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和平”是惟一可以接受的“主义”，而“暴力”、“战争”是绝不可取的手段。
在细究所谓“相对和平主义”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其实人是有天然弱点的。就是在危险距离自己远的时候，态度就容易“超然冷静”，更“和平”，而危险逼近，态度就会变化。因此，一个面临巨大危险的国家，它的反应，将本能地和他国他人不同。这引出双方都要警惕的一个问题：身处险境的，要避免过度反应；安享和平的，要居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