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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杀出一个最强的来。这杀出来的最强，还不是照样叫国王，往往还比不上原来的国王。
一部英国历史，充斥着王室内部的争斗，阴暗城堡里的血腥和亲情；王室和欧洲各王朝贵族之间的纠葛以及战争与和平，看得现在的人又糊涂又无聊。但是王室和议会的关系，却始终有一条脉络，那就是权力开始划分，契约和承诺成为王室和民众之间双向的义务。
及至最近两百年，实权已经大半到了议会下议院，也就是民选的代表们手里。王室已经大权旁落。伏尔泰从法国去英国，感到好生奇怪：英国的国王给管起来了，虽然仍旧有无数的机会去做好事，想做坏事却已经没有权力了。如今的女王，不仅是英国教会的首脑，还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议会的决定名义上还要女王首肯，可是实际上女王的“同意”已经是议会对女王的“要求”，女王是必须同意的。必须得到你的同意，而且你还不能不同意，这种逻辑听起来实在是奇怪得很。今天，英国首相布莱尔每个星期还是晋见女王一次，向女王通报政情。这一晋见却是对外保密的。如今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十分地开明，曾经让电视台进王宫，拍摄女王批准法令的过程。只见议会派来的官员站得笔挺，朗声宣读待批准的法令，女王款款而坐，似乎听得十分尽职。每读完一个，女王的回答却千篇一律地是：approved（同意）。
王室已经没有实权了，为什么还养着王室成员呢？失去实权的王室是最无力反抗的一小群人，为什么就碰不得呢？这是看惯了革命的人最想不通的地方。英国人到21世纪还保留着实位虚权的王室，外边人常常把这看成是英国人愚笨迟缓的表现。
在今天，王室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也是英国人有时会提出的话题。因为如今的这种维持，更多的只是文化传统的象征意味了。最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
然而，历史在很长的时间段里演变到现在的：从国会和王室实力相当，过渡到国会已经足够强大，执掌实权，而王室开始变得只是一群文弱绅士和妇孺。在这关键的一刻，国会和他们代表的英国平民，为什么不把王室撵出白金汉宫，如同当年我们把溥仪们撵出紫禁城一样呢。为什么他们反而在一年一度英国议会的开幕仪式上，让王室独揽风光，而这些戴假发，有贵族头衔的老头和西服革履嬉笑开朗的民选代表们，煞费苦心地照本演出这样的古老仪式呢？那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智慧的理解。他们在告诫自己，契约是必须遵守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住的，一个守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们也在重温自己的历史教训：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
在这个时候再回头去看“美国革命”：它有着创新变革的外貌，却坚守了骨子里的一份“保守”。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因为美国的精神内核承继于英国，而不是脱胎于法国。
美国人曾经有了这样的机会，创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他们把本来可以“统一强大”的国家权力划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块，三大块的权力互相穿插，互为补充又互相牵扯，他们称之为“制约和平衡”。这是美国政治结构的基本规则。这种运作过程的全部理由，都是从这个根子上长出的。而这种智慧，追根溯源，就可以追到“黑杖”被“哐当”一声关在下议院门外的那一刻。
第二辑 阿米绪的故事
近几年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展开，美国一些远离主流的文化小溪，也渐渐被介绍到中国。于是，美国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固定套路，在大洋此岸人们的印象中，美国的形象正在逐步丰富起来。我曾经两次在国内的杂志上看到有人提到：美国有一群默默无声地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阿米绪人。
假如我们对美国的一般印象可以放在概念的一个极地的话，那么阿米绪是肯定必须送到相反的另一个极地去的。如果我们称美国的生活方式是现代的，那么阿米绪可以说是古代的；如果我们称美国是技术进步的，那么在同一个价值体系里，阿米绪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拒绝进步的，等等。假如再形象化一些，如果我们对美国人的印象是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的，那么阿米绪人永远是平淡的，是只有黑白的单色调的。
假如在你的想象中，阿米绪是一小群生活在某一个群山环抱、车船不达、鸟不下蛋的与世隔绝的山洼洼里的话，倒也没什么稀罕了。问题是，今天在美国这样一群教徒有差不多三十五万人，人数还在缓缓地增加。他们生活在美国传统农耕区富庶辽阔的平原上。他们不但不封闭，甚至不集聚而居，没有什么阿米绪村庄，他们全是散户。一个个阿米绪农户就星星散散地坐落在其他美国人的住房之间，混居在同一个地区。他们家门口的乡间公路也都是平展的柏油马路，直达高速公路。城镇就在附近，那儿就有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嘈杂、多变而生气勃勃的现代生活就近在咫尺之遥。但是当你经过那里的民房，很容易辨别出阿米绪的住宅，除了都有巨大的谷仓之外，还在后院停着黑色的小马车。因为在我们断定不开汽车就算不得美国人的年代里，他们却只驾马车。
所以，这不能不让认定“技术进步”必是“挡不住的诱惑”的人们愣一愣神。不管将来如何，你不得不承认，毕竟在世界上此类诱惑最大的美国，阿米绪已经两百多年这样默默地过来了。宁静安详，也许不见得特别幸福，至少并不格外痛苦。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被“诱”得骚动不安。六神无主。跃跃欲试。痛苦不堪。
说起他们的来龙去脉，还得上溯到五百年前的欧洲。
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大潮中，从苏黎世产生出一个人数不多的激进改革派，被称为“再洗礼派”。他们主张严格实践《圣经》教义，排斥不符合《圣经》的虚文缛节。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加以实践，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认真地寻求《圣经》中对于大小事情的说法，弄清楚了就一定要去做，而且要做到。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是信仰相同的成人的集体。所以，婴儿出生以后“被动的”第一次洗礼不能算数。而在一个人成年之后，如果他确信自己真有信仰的话，应该“主动”地再接受一次基督徒的洗礼。这就是“再洗礼派”这一名称的来历。
16世纪还远不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年代。再洗礼派一问世，就遭到来自罗马天主教会和其他新教徒两个方向的迫害。在再洗礼派发源的瑞士和德国南部，当时曾有几百个再洗礼派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再洗礼派却显示出惊人的宗教执著。他们认为，虽然他们面对的世界是傲慢的、富有的、褊狭的、暴戾的，而他们却仍然应该是善良的、清贫的、谦卑的、非暴力反抗的。在严酷镇压下，再洗礼派逐步形成了一些与其他新教教派不同的特点。他们无法形成良好的教会组织，一开始甚至只能在山洞里悄悄地聚会祷告。他们甚至没有明确的领袖，因为领袖一出来就给杀了。他们的一切都只能悄悄地做，恐惧、不安和受苦受难始终伴随着他们。
既然没有严密有形的教会组织，没有教会规范的约束，也没有一般宗教常见的仪式仪规的凝聚，那么，他们作为一个教徒存在，就完全是依靠他们内心的信仰了。因此，假如说再洗礼派的信仰特别执著，大概是不错的。他们在北欧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支派。16世纪中叶，一个叫做梅诺的荷兰人曾试图在北欧重建和平的再洗礼派的团体。他们的后继者就叫做梅诺纳特，也就是梅诺派。而到了17世纪末，瑞士和南莱茵河的再洗礼派还是处于遭受迫害的分散状态，有一个叫阿曼的瑞士人站出来号召再洗礼派的改革和联合，这一派就被叫做阿米绪，也就是阿曼派。
这两个分支此后都来到北美这块新大陆，大部分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这两个州当年是北美大陆最好的农业区，而他们在欧洲时就是最出色的农夫。感谢开拓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是对待异教最为宽容的北美主流教派，更要感谢北美大陆很快风行，并在美国独立以后由美国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使这些“梅诺纳特”和“阿米绪”们，终于能够安居乐业了。由于阿米绪与梅诺纳特相比，他们更恪守古老的服饰和生活方式，在外观上更容易辨认，他们的风格与现代生活的反差也更为鲜明强烈，所以很多美国人也是只知阿米绪而不知梅诺纳特。
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是阿米绪比较集中的地区，离著名的大都市费城仅一小时车程。在去冬最寒冷的日子里，我们来到那里，也是想一睹真正的阿米绪生活。可是我们发现，他们安静谦卑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要是对外开放，以满足游客好奇心而设立的“阿米绪旅游点”，那就一定不是阿米绪办的。因为这样获利甚丰的“第三产业”，并不符合他们的生活原则。然而，他们虽然在宗教上固守而且生活方式内向，可是他们对外界很友好，也理解外人对他们的好奇。假如你想给他们的小马车拍张照，他们会微笑着放慢车速，让你如愿以偿。我们发现，他们没有这类小教派非常容易出现的诡秘行迹，他们坚守的只是一种由宗教信仰导致的平淡。
生活在宾夕法尼亚的再洗礼教徒至今没有显赫的教堂，他们的教堂一如他们的农舍，朴素而卑微，有时候甚至像早期教友会一样，把他们聚会崇拜上帝的教堂谦称为会屋。老派的阿米绪还轮流聚集在各自的农舍里做礼拜，围着老式的乡村火炉，一边坐着男人，一边坐着女人，读着老版本的《圣经》，用的是这里其他人都不懂的高地日耳曼语。而在他们只有一间房间的学校里，他们的孩子则个个都要学两种语言，英语和这种他们从欧洲家乡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