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龇妇投嗔艘桓鲇肈NA重新检测的机会。有些人在关押多年后，经DNA检验推翻了判决。
事实令人震惊：尽管经过了法庭呈证，有陪审团的中立判决；尽管人人都承认，判决死刑事关人命，错杀无辜仍然可能发生。从七十年代到2000年，美国有近一百人是判决死刑后又发现错判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几千个刑事案件，发现十个案子侦办过程中，有七个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差错。这种差错大多是因为被告没有得到合格水准的律师的专业协助。
1998年，伊利诺伊州的一位死刑犯安东尼·波特尔在死牢房里关押了十六年后，穷尽了一切司法程序，就在被处决前五十小时，由于一些学新闻学的大学生调查此案时发现了新证据，终于为他讨回了清白和自由。伊利诺伊州州长说，本州刑事司法制度显然存在重大弊病，下令停止执行死刑，以免错杀。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00年春天，以民主党参议员里希（PatrickLeahy）和共和党众议员拉霍特（Ray LaHood）为首的跨党派议员，分别向参众两院提出了《无辜者保护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一，运用 DNA检测技术，让已经被判定罪的在押者，也有重新检测DNA证据的机会；二，要为刑事被告提供合格的专业律师协助；三，为错判错关者提供补偿。2004年10月，无辜者保护法案以《所有人的公义法案》为名，正式生效。这个法案有DNA检测的规范；提供改善资金，训练和提高重大刑事案的辩护质量，特别是提高死刑案的辩护水平；也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协助。该法案还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专门用于已判罪的在押犯重新检测DNA证据。这一计划以布拉特沃思的名字命名，就叫“克尔克·布拉特沃思定罪后DNA检测计划”。布拉特沃思（Bloodsworth）在英语里可解读为“血的价值”。他用自己走出死牢房的经历证明，血无价，人命无价。只有亡羊补牢，才能对得起以往的冤魂。布拉特沃思说：“这一立法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防止把无辜者送进死牢房，有助于抓住真正有罪的 人，有助于防止新的冤案出现。”
我想，河北青年聂树斌被冤杀一案，也应该引起我们检讨司法制度，否则，社会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的家人。
第二辑 从反歧视走向争取平等
2004年3月份，深圳龙岗的一个派出所，在辖区内悬挂横幅“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五百元”，4月15日，两位河南籍人士在郑州对龙岗警方提起司法诉讼。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普通的歧视诉讼，引出强烈社会反应，是因为在中国很少有歧视诉讼，也因为这是一个多重话题。
一、什么是歧视
中国一向少有歧视诉讼，并不意味着没有歧视，而是民众一向对歧视没有明确定义和概念。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在歧视发生时，甚至不觉得是歧视，反而视作理所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从不质疑政府的歧视性法令。被侵犯者认为，只要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就是金科玉律，公民只有服从的份，没有公民权利的概念。由于公民们缺少法治概念，不知道法律条文不仅可能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也可能是侵犯公民权利的途径。遇到歧视性法律，民众缺少“不受歧视”的意识，而是照单全收。无形中，一个法治国家就成为人治国家。既然人们对歧视性法律无动于衷，听任歧视大规模长期推行，久而久之，对歧视本身，自然也就变得麻木不仁。
那么究竟什么是歧视？公民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歧视就是权利上的区别对待。
回顾历史，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歧视实在太多。国家法令对城乡间的区别对待，是最寻常的。我们国家曾有几十年不容许农民进城谋生。同样是公民，城里人下乡是“光荣之举”，农民进城就是“盲流”，警察有权逮捕他们，遣送回乡。城里人可以得到粮票买粮食，种粮食的农民无权买粮。城市居民拥有城市户口的一切特权，农民没有任何这些权利。
人们对这些歧视熟视无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教育部修改了《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刚刚废除了“在校大学生结婚就退学”的规定。在此之前，没有听到一个法律系的教师告诉学生，你们的婚姻权利被侵犯。没有一个法律系的大学生因受到婚姻歧视，提起诉讼，争取自己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些教师和学生，是今天和将来的法律专家，他们在歧视面前如此反应，可以推断出普通民众的歧视意识是如何淡薄。
即使在今天，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例如，高等教育的入学录取分数线，向学习条件强势的大城市倾斜，就是对农村学生、边远地区学生的歧视。又如这个“河南籍事件”，派出所的悬赏破案就是在区别对待。根据标语的逻辑，非河南籍犯罪就不在寻求破获之列。
二、并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歧视
可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判定歧视。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歧视之一，大概就是美国南方几个州的种族歧视了。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美国为什么容许它长期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拿它没有办法呢？就是当时这几个南方州，钻了一个“平等”的空子。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曾经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两个民族假如不能很好地共同相处的话，他们可以“平等并且分离”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以此引出了美国独立的依据。于是，后来美国南方的白人就提出，他们和黑人属于不同的种族，他们可以“平等并且分离”地生活。因此，南方种族隔离的一些法案，虽然规定南方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设施，同时也规定，白人也不准使用黑人的公共设施，以示“平等”和“并非歧视”。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从“教育隔离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切入，才打破了这个“表面平等，事实不平等”的法律圈套。
还有一些传统的、社区的乡规民约。例如，现在的美国，还有很多公寓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一个新的住户进来，要经过老住户组成的委员会的通过，而不是我有钱买房租房就一定可以住进来。要谁不要谁，这个小社区有一定程度的权利。还有，就是雇主雇工，从原则上来说，雇主有权制定一些要求，有雇和不雇的权利。一般来说，要了张三不要李四，这并不构成歧视。
因此，什么样的区别对待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歧视，是公民权利的区别对待，还是需要制定一系列法规来界定，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最高司法机构对比宪法，作出解释。例如，美国在六十年代的民权法出台以后，先后规定了对种族、肤色、原籍国不得歧视，雇工对年龄、性别、残疾等不得歧视。也就是说，在卖房租房时，你对房客可以有一定的要求，但不能说不要黑人。雇主不可以刊登招工广告要求“三十五岁以下”，这涉及年龄歧视。
即便如此，界定歧视，在美国还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的问题。例如几年前，一个仓库管理人员，因为体重三百多磅而被雇主解雇。雇主当然有他的理由，体量超重可能影响工作效率。这名雇员把雇主告上法庭，诉雇主是体重歧视，最后胜诉。类似的涉及歧视的新问题，料想还会不断提出来。
三、民事诉讼求偿
在有具体法规的情况下，情况比较简单。例如在美国有公平就业委员会，涉及就业的歧视可以投诉，提供证据，依照法规要求惩罚雇主。也可以提出民事诉讼求偿，可是民事诉讼是有它的特点的。
在这个“河南籍事件”中，许多专家在为原告寻找告诉的依据。也有许多人认为，是不是有相关法规，是能否胜诉的关键。其实，原告提出的是民事诉讼，而民事诉讼是伤害“求偿”。比如一个人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砸伤了行人。没有法规规定一个人不准不小心坠楼，前者的行为没有违法，后者照样可以民事求偿。
求偿不一定涉及金钱，要求道歉也是一种求偿，但是必须证明原告本人受到伤害，而且责任在被告方。因此，证明被告是否歧视，反而不是第一优先重要。因为即使证明被告歧视，并不能证明他的行为对被告个人造成值得求偿的伤害。
正因为民事求偿可以不必依据法规，只需证明伤害，所以生活中时时可能发生，因此对伤害证明必须要求很高，否则求偿泛滥，社会无法收拾。如这个河南籍事件，原告事实上没有金钱求偿，但如果我们假设原告求偿一人一百元人民币，金额也看上去也很有限，证明“歧视”也许不难。可是，假如我们把原告看了以后“生气、愤怒、伤心”的反应，轻易判定是一种可求偿“伤害”，孤立地看，百元求偿数额也很合理。可是，一亿河南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都可以跟进求偿，那就是一百亿人民币了。
四、反歧视必须从政府层面做起
人们歧视的观念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反歧视却是要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
一个几次被黑人抢劫的人，会自然认为，黑人就有犯罪倾向。一个屡屡看到穷人口出脏话，打架斗殴的人，会认为穷人都是野蛮的。一个人总被富人欺负，会认为为富不仁是普遍规律。在美国，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使得人们形成这样文明、理智的态度：我不以一个人的肤色、种族、贫富、地域和宗教等来判断他，而是以他本人的表现来判断他。也不把一个和几个人的表现，扩大为对整个种族、群体的判断。
这样的教育在美国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要经过长期努力，要持续不断地做下去。可是，在此之前，首先是政府法令不能使歧视合法化。民众必须看到，假如他人权利可以被剥夺，自己的权利也就保不住，农民的权利可以合法侵犯，城里人的权利也岌岌可危。因为，只要有一个歧视法令存在，就是认可了歧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