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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护士拿着一个带针头的塑料导管；通过这个导管放血、输血。欧唐奈拿过导管，极其轻巧地把针头插进脐静脉。他说：“请看看静脉血压。”
当他把导管直起来时，护士用尺量了血柱。她说：“六十毫米。”实习医生记了下来。
第二根塑料管通到上面挂的那瓶血，第三根通到手术台脚下的两个“莫涅耳”合金制的盆子之中的一个。欧唐奈把三根管子联接到一个二十毫升的三通注射器上。他把一个转钮转了九十度。“现在，”他说，“我们开始抽血。”
他的手指头是敏感的，轻轻地把注射器的针栓抽向他自己的方向。这是换血的关键时刻；如果血流不畅，就得拿下导管重新再装一遍。欧唐奈感觉到窦恩伯格也在往前探着身子。这时血液开始通畅地往外流了，流经导管进入注射器。
欧唐奈说：“你们注意我在很慢、很小心地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抽得很少——因为婴儿太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一次抽二十毫升，但是这一病例一次只取十毫升，避免静脉压有太大的波动。”
实习医生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抽出十毫升。”
欧唐奈又转动三通注射器的转钮，然后用力推动针栓。这时候从孩子身上抽出的血排出到一个金属盆里。
他又转动一下转钮，把新血抽进注射器，然后，慢慢地注入婴儿体内。
实习医生在记录上写：“注入十毫升。”
欧唐奈耐心地作着。每次抽血、输血都小心翼翼地操作，要用整整五分钟。总会有一种要加快一些的诱感，特别是象这个病例这样的抢救手术，更容易使人性急，但是欧唐奈意识到，必须避免做得太快。台子上的婴儿的抵抗力已经很弱了；任何诱致发生休克的影响都可能立即致死。
手术开始二十五分钟之后，婴儿动弹一下，啼哭了。
那是很微弱的一丝叫喊——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的一声微弱的抗议。但这是生命的一个信号，全屋子的人的眼睛都从口罩上面露出了喜悦的光芒。好象希望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小步。
欧唐奈知道还不能很快就乐观起来。可是他冲背后的窦恩伯格说：“象是生了我们的气的样子。可能是个好现象。”
窦恩伯格也有了反应。他挨过去看实习医生的记录，然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主治医生了，于是试着提出：“一点葡萄糖酸钙，你说呢？”
“对。”欧唐奈把注射器从三通上拧下来，换了护士递过来的10C。C。葡萄糖酸钙的针管，他注射了1C。C。交还给护士。她又把原来的注射器递回来，这个注射器已经在第二个金属盆里洗涤过了。
欧唐奈感到屋里的紧张空气已经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思这孩子最后能不能挺过来。他看到过发生奇迹般的事情，他的经验告诉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医务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经常发生的。
“好，”他说，“咱们接着作。”
他抽出十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十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十毫升、十毫升地换。
在开始后五十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大夫。现在是九十四点三。”
他赶紧说：“查静脉血压。”
三十五——太低了。
“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颜色不对。”
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又对护士说：“氧气。”
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咝的一声氧气开了。
“脉搏很慢，”实习医生说。
护士说：“温度降到九十三了。”
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一会儿说：
“呼吸停止了。”
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见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作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他抓紧时间，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针管，平掂着。
“直接注入心脏，”欧唐奈说。“这是咱们的唯一机会。”
在病理科办公室，戴维·柯尔门大夫越来越心神不定。自从接到验血结果的电话以后，他一直和皮尔逊一起等在这里。他俩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汇报工作，工作进行得很慢，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
十五分钟以前，柯尔门站起来试着问皮尔逊：“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化验室有什么事情没有……”
老头子抬眼看着他，带着乞怜的目光。然后，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说：
“请你先别走，行吗？”
柯尔门有点意外，答道：“行；如果你愿意我留在这儿，行。”于是他俩又继续做那消磨时间的工作。
对戴维·柯尔门说来，这样等待也是很难受的。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尽管目前那老头子的焦急更表露得多一些。柯尔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是多么牵挂着这件事。在血敏试验问题上，“他对了，皮尔逊错了”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他什么安慰。现在他一心一意盼望的是：为了亚历山大，要让他的孩子能成活下来。他的这种感情使他自己也很惊讶；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如此深刻地打动他，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回想从刚到三郡医院起，他就很喜欢亚历山大；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小城市，从而产生了一种小同乡的情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确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象是比刚过去的一分钟更长一些。他想考虑个问题来占占他的脑子：当你想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是个好办法。他决定把思想集中考虑一下亚历山大这个问题。他想，第一点：亚历山大这个孩子的孔姆斯试验结果是阳性的，这意味着母亲的血也有Rh敏感。他琢磨这会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有可能母亲伊丽莎白在第一次怀孕时就有了血敏情况。戴维·柯尔门分析：那不一定影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死去的那个——他们怎么说来着——噢，对了，支气管炎。到第二胎才有血敏影响是更常见的。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在某个时期输入过Rh阳性血。他停住了，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想法，一个没有成形的想法，一种似乎要想出来可是还没有抓住的思路。他皱了皱眉，集中一下。突然他要探索的东西涌现出来了，思絮片片，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异常清晰明了。他的脑子记起：输血！新里士满的撞车事故！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丧命的那个火车道口，她也受了伤，但抢救过来了。
柯尔门又集中一下思想。他在回想亚历山大是怎么说到伊丽莎白那天的情况的。想起来了：“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当然，已经过了这么久，永远也不能证实了。可是他敢用他的一切东西打赌，情况就是这样的。Rh因子在医学上是四十年代才发现的，又过了十年，Rh试验才被医院和医生普遍采用。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地方在输血时没有作Rh溶合试验，新里士满可能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时间正好相当。伊丽莎白受伤的那次车祸应该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他记得他父亲在事后曾经和他谈到过。
他父亲！这又引起他另一个新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柯尔门大夫——救护了亚历山大一家，也会是他决定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如果给她输了好几次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Rh阳性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应该就是伊丽莎白发生血敏的原因。现在他肯定，一定就是这样的原因。当然，在当时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她的血液里会因此产生Rh的抗体。可是，这些抗体潜伏在体内没有被发现，一直到九年以后才露出凶神恶煞的面目，要毁掉她的孩子。
当然，即使这种假设属实，也不能责怪戴维·柯尔门的父亲。他一定是好心好意地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进行抢救的。那时候虽然已经发现了Rh因子，而且一定有些地方已经使用了Rh溶合试验，但是作为一个忙忙碌碌的乡村医生，很难要求他跟上医学的一切新发现。可是，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时有些医生——包括不是专科的普通科医生在内——是会知道由于晚近发现的血型新组合而带来医学的新变化的。这些人按照新的标准去做了。但戴维·柯尔门分析，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年青人。当时他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的工作时间又长、又累，没有多少看书的时间。可是这能算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吗？如果是别人的话，他戴维·柯尔门能够因而原谅他吗？也许，他使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准则——临到自己的亲属，即使是已故的父亲，就要使用一套比较宽容的尺度。这个思想使他很烦恼。他不安地感到，在这里，对父亲的个人感情和他一向最珍视的一些观点发生了抵触。戴维·柯尔门后悔想到这些。这使他产生一种不安的迷惘，好象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绝对把握了。
皮尔逊这时又向他看了一眼，问：“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柯尔门看了看表，回答：“一个小时刚过一点。”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急躁地伸手摸电话。然后又犹豫了一下，把手缩回来了。“不，”他说，“我看我还是别打了。”
在血清化验室里，亚历山大也在计算着时间。一个小时以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回来以后他有几次想试着做点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的脑子集中不到工作上去，与其都作错了，不如不作。现在，他又拿起一个试管，准备再重新开始，可是班尼斯特走过来从他手里把试管拿走了。
老化验员看了看化验单子，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