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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热爱自由的她本能地起来抗争，其代价是她偏离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轨道。这场刺激的最高点，就是她在监狱的经历。
如今，她来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的自由国家，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造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和艺术教育与心灵塑造和释放关系的研究，这所有的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这也是人类探索本能的一个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她依然参加一些讨论，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六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已经成功。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一个学生、也是幼儿教师，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后来，弗利德为孩子们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她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同时，她让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建筑和工艺设计的轨道。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1936年4月29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之后，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朦朦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时期为爱情燃烧的炽烈热情，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无疑，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一个如弗利德这样热爱自由的人，都仍然会有不断的、类似的内心挣扎。是不是应该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战斗，是不是还继续有权力寻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是不是还可以坚守自我？是不是还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继续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些问题从她刚刚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经出现。她甚至和做心理专家的朋友探讨过。朋友告诉她，她时时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那并不是一个罪恶。
最终，她只能顺着自己的本性和直觉去做。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周围的朋友都在准备去参加战斗，她也想过要去，可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伴她的丈夫，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欧托·皮克斯（Otto Dix），恩斯特·鲁德维格（ErnstLudwig），奥斯卡·舒尔曼（OskarSchlemmer），乔治·格劳斯（George Grosz），恩斯特·巴莱克（ErnstBarlach）等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六个月内，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广泛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辛格已经逃到伦敦，来信希望她也去伦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就像当初没有去西班牙战斗，现在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形成，是她这些年一步步曲折来路的结果。
艺术本身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探索。弗利德作为艺术家，常常在寻求一张作品，或是一个设计最响亮的定格，但是，她一开始就知道，生活是远为复杂的，她难以高调。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他人、面对自己，是弗利德内心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对自己发出疑问。
这一年，1938年3月，她这样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四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个国家在德军入侵下陷落——丹麦、挪威、法国、比利时、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
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他们一开始都在那里的纺织公司工作，弗利德重新开始纺织品的设计。在给朋友的信中，她开始有关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讨论。她还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访问过她的朋友都记得，她能把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变得很快乐。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1940年，住在伦敦的美术中介人Paul Wengraf，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苛严。1939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在纺织设计所的工作。1940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在包豪斯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1941年和1942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已经不准养狗，上街必须佩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依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1942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1942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1942年的深秋，他们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