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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领到海地军事司令部，然后到二楼拐角的一间办公室会见大权在握的军人集团头目拉乌尔·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黄色的皮肤，长着尖长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同事，包括军人集团的另一头目、陆军司令菲利普·比安比准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靠着一支装有香蕉式弹夹的M—16自动步枪。紧张的气氛使我决定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那支M—16太远。我还吃惊地看到，塞德拉斯的墙上挂着1915年至1934年占领时期统治海地的6名美国军官的照片。我提到了这些军官。“我们绝不忘记自己的历史。”塞德拉斯说，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
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来。吉米·卡特说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释说，我们希望登陆和平地进行，不要流血。卡特劝说军人集体放弃战争，为此摆出诱人的条件，包括允诺实施大赦，允许塞德拉斯等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对此很反感。“我国宪法不允许流亡。”他说。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2点左右破裂，没有任何结果。此时离入侵开始时间只有34个小时。我们一行住进克里奥耳别墅宾馆，该宾馆在城市高处的山丘上。在那里我们礼节性地拜会了海地国会议员。然后我们邀请企业界头面人物共进晚餐。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经过近3年的经济封锁，海地人民穷困不堪，而这些人竟是那样地容光焕发，脑满肠肥和衣着考究。制裁的作用如此而已。晚餐中我们确实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一位海地企业家马克·巴津对我说：“如果你想说通塞德拉斯，他老婆是关键。”
晚上11点，我们又与塞德拉斯和他的一伙人会谈。卡特起草了一份协议，对此协议双方数小时争执不休。军人集团拒绝按协议草案要求离开海地。“我们不走，”塞德拉斯说，“这不仅违反宪法规定，而且也玷污我们的名誉。”
我想，我们都是军官，或许通过启发军人的荣誉我能够打动这些人。是否他们有真正的荣誉感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认为他们有就行。“你们必须决定走哪条路才不致损害名誉，”我说，同时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桌四周。哪国的军事法典要求无谓地牺牲？让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荣誉是什么。这就是有勇气放弃权力而不致造成无意义的死亡。塞德拉斯和其他人听得很认真，但未做任何让步。
参议员纳恩从他的角度谈了两点。“你们应当知道，”他说，“美国国会将支持美国总统的决定。纳恩指出，民主不仅意味着用民选总统代替军人集团。它还意味着国会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卡特摆的条件、纳恩的论点和我的心理战策略是否产生了作用。会谈结束了，仍然没有结果，但是塞德拉斯邀请我们星期日早晨到他家里去，我们将在那里与他的妻子会面。
我们离开时，海地武装部队负责人事工作的一个叫多雷利恩的上校伸出手来准备与吉米·卡特握手，可是突然又把手缩了回去。“你最近与阿里斯蒂德握过手没有？”他问道。
“没有，”卡特说，“你问这做什么？”
“我怕他的魂还附在你身上，”多雷利恩说，“我可不想让它沾上。”
我们离开时已近夜里2点。离入侵时间只有22个小时
了。
星期日清晨，我们来到塞德拉斯家，这是一座坐落在植物茂密的热带花园中的地中海式别墅。塞德拉斯的妻子雅妮克·普罗斯珀·塞德拉斯原来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女人，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淡咖啡色的皮肤。她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将军，对她来说荣誉高于一切。她诉说了昨天晚上她和丈夫如何带着3个孩子一块上床，告诉孩子们这可能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夜。他们必须准备着为了荣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说，“我们宁可叫美国的子弹射穿我们的胸膛，而不愿成为卖国贼让海地的子弹从背后打来。”
我回答说：“我的妻子会完全理解你作为一名将军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诚。但是我告诉你，大局已定而白白地送死是无荣誉可谈的。你与你的丈夫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使海地免遭进一步的苦难。让我们谈论生而不是死吧。”卡特和纳恩也反复讲这个道理。她仍不置可否。
她丈夫提醒我们，该是见海地总统埃米尔·若纳桑（美国未予承认）的时候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塞德拉斯夫人说：“我丈夫会择善而从之。不论他怎样做，我都会支持他。”
我们至少使她有了松动，从对立转向中立。
在总统府我们会见了若纳桑。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慈祥而庄严。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边说话边用他那长瘦而优美的双手打着手势。然后又回到军事司令部再次努力说服塞德拉斯接受卡特的条件。现在是上午9点，距离入侵时间只剩下15个小时。而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时间限制。我们与克林顿总统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他告诉我们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离开海地，只剩下3个小时了。我们要求白宫多给些时间。
在军事司令部里，塞德拉斯提出一个根本不能接受的反建议。他希望就允许多少美国士兵、坦克和大炮登陆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告诉他，这个问题绝不允许谈判。现在是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刻了。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对他说：“现在让我向你说清你面对的是些什么。”我开始扳着手指向他讲：两艘航空母舰，两个半步兵师，2万名士兵，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坦克和大炮。我不停地说着，看到面前这些海地人的情绪在我叙述的兵力的威压下渐渐低落。
“我们过去是这个半球最弱的国家，”塞德拉斯苦笑着说，“你们登陆后我们就成了最强的国家了。”
下午4点整，比安比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入侵就要开始了！”他喊叫着说。他刚与在布拉格堡的一个提供消息者通了电话，美国的伞兵已做好准备，在下午5点登上飞机。对一个穷国来说，情报工作真算做得不错，我想。
限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陷入了僵局。克林顿总统指示我们，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论海地国会是否准予大赦，军人集团必须在10月15日前下台。“我们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说。“这是我国文职当局决定的问题。”我们想起若纳桑不完全是个傀儡，于是建议他与若纳桑研究这个问题。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们迅速穿过人群，坐上停在外边的汽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车里。手榴弹在车厢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后座上一个海地士兵手里紧握着冲锋枪。
我们登上总统府的台阶到了若纳桑的办公室，这位年迈的领导人正与他的负责外交、国防和宣传的三位部长等在那里。当吉米·卡特讲停止入侵的条件时，我知道了克林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在临近办公室找到一部电话机，设法直接拨通白宫。“总统先生，我说，我认为这里有些进展，只是还需要些时间。”克林顿颇为不安。他不打算改变入侵时间表，他说，但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会儿。
当我回到若纳桑的办公室里时，他的国防部长正怒气冲冲地说：“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令人无法容忍。我第一个辞职。”
“那就辞吧！”若纳桑平静地说。
情报部长接着开了腔，他指责说，美方的建议是“不光彩的”，也扬言要辞职。若纳桑向他做了一个免除他职务的手势。“我们的部长已经太多了，”他说，“我要在这项建议上签字。我不愿让我的人民进一步遭受苦难。我选择和平。”
塞德拉斯和其他人服从若纳桑的决定。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塞德拉斯说：“我希望你做出铁的保证：我国部队登陆时不会受到袭击。请记住：我们可以取消入侵，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恢复入侵。”
“我服从我国总统的命令。”他说，眼睛转向若纳桑。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位老人点了点头说。
文件写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卡特和若纳桑两个人在上面签了字。强攻海地的计划在离发动进攻前6个小时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休·谢尔顿中将的率领下，在海地人民的欢呼声中，美国军队和平地在海地登陆。3周之后，塞德拉斯和他的亲密朋友离开了这个国家。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欢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们达成的协议受到不少指责。指责者认为那些“恶棍”脱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击：那些人根本无荣誉感可言，我却偏偏企图利用他们的荣誉感。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在意。一旦谢尔顿将军和他的部队踏上海地的土地，这个地方就横竖由我们管理。如何处置军人集团是无关紧要的事。由于我们的努力，本来可能在战火中送命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现在还活着。对我来说，有这种胜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劳应归于三位总统：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和埃米尔·若纳桑。克林顿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在最后时刻采取冒险行动，避免了强行入侵；卡特在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方面有创造性和坚强的意志；若纳桑则非常睿智，为他势单力薄的将军停止战斗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台阶。不过，海地人是否将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获得胜利，只有时间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后还遇到一件有关外交事务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时分，我正在书房读书，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猜出是谁打来的。那天下午，弗农·乔丹令人意想不到地来我家坐了一会，对我说，克林顿总统想跟我谈谈关于要我回政府任职的问题。当时华盛顿正盛传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要辞去国务卿之职。克里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评，因为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漫无目标，缺乏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