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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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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引荐克林顿总统。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指责说，让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在这个纪念馆仪式上讲话是对刻在墙壁上的58191个名字的亵渎。其他退伍军人则认为，比尔·克林顿现在是总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为了赢得对他越战期间行为的宽恕也应出席。我个人认为他应当讲话，因为他是总司令。实际上，如果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不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还会冒出这个问题。于是我欣然同意引荐总统。
过去几个月中，总统十分活跃地履行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他视察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参加了欢迎从索马里执勤归来部队的仪式。然而，在他的周围仍都是些年轻的文职官员，他们没有当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到白宫开会。当他走过西翼时遇到一个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便向她打了个招呼：“喂，你好！”她竟翘起鼻子高傲地说：“在这里我们不搭理当兵的。”麦卡弗里是三星将军，现在手臂上还有越战中留下的伤疤，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指挥过一个精锐的作战师。这个年轻女士的话飞快地转回五角大楼，像自由电子一样激荡着那个地方。比尔·克林顿对手下工作人员的失礼行为颇为重视，于是不久人们看到在西雅图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期间麦卡弗里与总统在一起散步。
我准备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墙仪式上引荐比尔·克林顿的消息一传出，我立刻遭到抨击——在那么多人中偏偏是鲍威尔引荐，他两次到越南作战，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间克林顿在牛津读书！一位我熟识的、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写信给我说，我参加纪念会引荐总统是“可耻的，毫无道理的，不可原谅的”。这种批评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顿未服兵役的历史并不使我不安。他现在是我们的总司令，这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作为一名军人，对他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我不感到反感并不是完全出于这一点。在里根—布什时期，我曾同许多死硬派分子——主张对苏联、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强硬的一帮家伙——共过事，这些人当时都处于服兵役年龄，但多数都设法逃避了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我认为比尔·克林顿当时的表现与这些人没多大差别。缓服兵役和设法逃避战争的整个制度从技术方面看或许是合法的，但它因阶级而异，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先到了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我的儿子迈克那天上午毕业，他带着小杰弗里凭自己的力量走过讲台领取了法律学位证书。然后忠诚的奥蒂斯驱车快速把我送到白宫。我到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相会，离预定动身去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前几个月，比尔·克林顿给了我好几样小礼物。今天他送给我一对有历史奇趣的鸳鸯表。这批表是为纪念东德议会下次会议而设计制造的，可是因为东欧集团崩溃了，这次会议再也没有举行。
在我们驱车前往会场的途中，总统轻松自如，兴致很高。他谈笑风生，从平底玻璃杯中喝着冰水，同时修改着他的讲话稿。但当我们快到有5000多人等在那里的纪念墙时，我发现他面部的肌肉绷紧了。我们下了汽车，掌声稀稀拉拉，夹杂着抗议者的嘘声。停车场的警察把抗议者拦在会场的外围。
曾为建设纪念馆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简·斯克鲁格斯担任司仪。最令我痛苦的是堪萨斯城酋长队中后卫德里克·托马斯的讲话，他讲到自己如何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因为他的爸爸，一名空军上尉死于越南战争。最后轮到我引荐总统。
“每当我来到这里，”我开始讲话说，“用手抚摸着我那久已离开人间而又令我永不忘怀的朋友的名字时，总会感到心灵深处的震颤。我们在这里是要悼念历次战争中的死难者，但值此时刻我们要特别医治越南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创伤。”我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对上帝使我们认识的正义无限坚定，让我们以这种心态和信念努力完成我们正从事的工作，治愈国家的创伤，关怀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吧……”作为一名现在仍服现役的越战老兵，我最后说：“现在我向你们引荐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尔·克林顿总统。”
总统讲话时掌声压倒了嘲笑声。我敢肯定，这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但是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努力。会后我们驱车离去时，我发现他的紧张感消失了。“你偷了我的句子，”他边说边笑出声来。他抽出一张讲话提示卡递给我。上面写着我引用的林肯的那段话。“不过，你引用更合适，”他说，“如果是我引用，好像有为自己开脱的味道。”
我接受邀请，准备于1993年6月10日在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发表演讲。我的一位助理说，50年前的这一天恰好是温斯顿·丘吉尔给哈佛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想到这一点，我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我决定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当前冷战后时期这两个历史时代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过，我预先得到警告：届时我会面临哈佛大学的男女同性恋者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脑子里想着其他东西。
那天哈佛校园里2．5万人的队伍中，有几百人升起了气球，上面写着“取消对同性恋的禁令”。当我站起演讲时，发出了稀稀落落的尖叫声，但更多的是欢呼声，特别是前面几排，那儿坐着回校参加毕业50周年聚会的43届毕业班校友。他们出席会议使我很感动。他们年轻时曾听过丘吉尔演讲，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
我颂扬了参加过上次“好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的光荣的老战士。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谈到目前的争议。谈到美国军队的社会问题时我说：“我们曾被种族主义、吸毒、‘尾钩’①丑闻等社会问题所困扰，我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对军队中有争议的同性恋问题也将找到解决办法。”在我讲话时，台上台下都有一些人转过身去表示抗议。但是到最后，男女同性恋队伍中不断发出的喊叫声被阵阵掌声所淹没。
①尾钩一词原出于越战期间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附近的库比岬美军军官俱乐部的“尾钩酒吧”。美国飞行员安装了一个座椅弹射器，弹出酒吧门口时，座椅里的人要把一个尾钩钩在一根横拉的钢丝上，否则他就会跌入水池里喝水。美军后来用它来戏弄妇女。于是“尾钩”就成了美军性骚扰的代名词。——译者注。
那年夏季，我们开始把在索马里的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打算只留下约4200人支持联合国行动。当时，索马里人显然感到缓过劲来，又有劲互相残杀和杀戮他们设想的任何敌人。6月5日，一名主要部族领袖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追随者与联合国部队发生了枪战，20多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在美国督促下，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追捕杀人凶手。美国高级决策人并未进行认真的讨论，便将这项措施付诸实施，这样就把在索马里承担的义务从“建国”扩大到追捕索马里酋长。任联合国特使的美国退休海军上将乔恩·豪悬赏2．5万美元，要艾迪德的脑袋。豪、联合国部队司令土耳其中将切维克·比尔和美军指挥官汤姆·蒙哥马利少将都要求美国派武装直升机和AC—130攻击机进攻索马里据点。
我支持这一要求，总统也批准了。但是当联合国司令部进一步要求我们派精锐的“三角洲”反暴部队去抓获艾迪德时，我拒绝了，阿斯平和中央总部司令乔·霍尔上将也不同意。在居住拥挤的摩加迪沙搜寻艾迪德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使冲突带上个人斗争性质，越来越深地陷入索马里古老的部族冲突。我试图对我们承担的愈来愈广的义务进行审议，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士兵开始有伤亡。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