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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在讨论过程中我发言说，“我们知道，在军队里服役的男女同性恋者很有能力，表现得很体面，那是他们的身份未公开。如果允许他们公开那样做，就会引起棘手的隐私权问题。”我建议总统让每个军种参谋长都从自己军种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于是各军种参谋长依次发言，每个人都说明不是仅仅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和维护军队的良好秩序。他们都曾征求了本军种各方面——野战指挥官、军士长、士兵、军人配偶和随军牧师的意见，大家都坚决反对取消禁令。只有最后发言的空军参谋长托尼·麦克皮克语调比较缓和，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众口一词地反对总统的建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我暗自好笑，因为我们在“坦克”里讨论此问题时，麦克皮克反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态度比谁都坚决。
整个会议过程中总统都一直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发现他有这种修养。他讲话时，因参加就职活动讲话太多而声音有些沙哑。他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然后，他转向我说：“但是，上周我也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须考虑到武装部队的建设。我不愿看到战士在军营里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但是这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对异性恋的战士也同样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态度依然谦恭，但气氛却相当紧张。我越来越感到失望：竟然让这个向题成为新政府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比尔·克林顿已经放弃了在竞选中所持的其他立场。例如，作为候选人，他批评布什把海地难民遣返回国的政策，而他现在已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由于他的信誉发生了危机，我想他的某些顾问一定会对他说：“总统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要管那么多，就发一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诉那些将军照此执行就得了。”
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这时，我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和我以前讨论过这种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我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斥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但是，”我最后说，“这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
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各军种参谋长和我离开会场时情绪很乐观。总统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知道了军方的立场，表现出愿意妥协。至少他不会不顾军方的意见，强行立即取消关于同性恋服役的禁令。
第二天，《纽约时报》对我和各军种参谋长猛烈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我们“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我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芝加哥论坛报》说，“军方应服一剂增强容忍性的药”；《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时代》杂志称我是“桀傲不驯的将军”。我成了漫画家笔下的讽刺对象，他们把我画成一个穿军装的尼安德特人①。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似乎是，我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我们换了总统。
①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古人类。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的尼安德特峡谷南侧的弗尔特霍菲洞穴里发现人骨化石，是一种具有较多直立人特征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比尔·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他干脆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办法，我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军方就会毕恭毕敬地说：“是，先生。”但是，正如莱斯·阿斯平几乎立即了解到的，国会会接着把禁止同性恋者入伍服役的规定作为一项法律颁布，迫使总统否决，而总统否决后，又几乎可以肯定国会会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选错了问题，对公众的态度做了错误的判断。在新闻媒介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每天收到3000多封信件和电话，赞成维持禁令的人与主张取消禁令的人的数量比例是6∶1。
我反对取消禁令绝不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例如，我并不反对让妇女承担某些战斗角色，如驾驶战斗机和在军舰上服役。而且我也认识到，在同性恋问题上希望维持禁令的人中，的确有一部分人的论点与40年前反对在军队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论点相类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们就想在我们的住宅区居住，在我们的食堂里吃饭，去我们的俱乐部玩，在教堂里与我们并肩而坐。”不过我仍觉得二者有根本区别。要求不同肤色的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与要求搞同性恋的人和其他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质不同的。
2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同性恋问题的同时，将一条关于我的消息也登在头版上，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据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点我到达五角大楼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小组已等在那里，就传说我要离职的事向我发问。《纽约时报》的文章有一点儿真实性。我曾对阿斯平说过——对迪克·切尼说的时间更早——我可能提前一两个月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但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开始前就职，从而便于工作。同时阿尔玛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这套住宅是我们为重返平民生活做准备而购置的。我向哥伦比亚公司断然否认我因同性恋问题而想辞职。恰恰相反，我打算帮助总统解决这一问题。与这家广播公司谈话之后，我对比尔·斯马伦说我要各个广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讲话。中午之前，我先后出现在3家主要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网中，彻底澄清了关于提前退休的传闻。
在以后的两周内，我经历了公众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如乔治·布什在失去总统职位时所说，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麦克皮克的司机背着他的长官问奥蒂斯·皮尔逊是否他可以试开一下主席的轿车。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是《纽约时报》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们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我想法院最终会就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做出裁决。只要法院做出裁决，不论是怎样裁决，美国军方都会遵照国内法行事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克林顿政府最初几周中做的几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满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国防部正副部长门外的武装警卫。12年前关于利比亚谋杀阴谋的谣传引起了一场虚惊，此后便一直派武装军人警卫站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门外。温伯格、卡卢奇和切尼都喜欢这些气派的哨兵。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给浪费了。由于莱斯·阿斯平不讲求这种排场，我设法劝说他的助理趁阿斯平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警卫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胜利，包括因为我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题而获得两枚证章；我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纵横填字谜中；电视“风险”节目中还以我为主题出了一个题目。
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情况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波斯尼亚。虽然我是安全委员会成员，但我仍有一点局外人之感。我参与了里根和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订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对这些政策不甚满意。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因为我了解这些政策的前因后果，或许这会对他们有用。这次会议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决策风格。新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对会议不予引导。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坐在莱克的一侧，颇有些要别人推着走的架式，这与乔治·舒尔茨和吉姆·贝克那种大步走进会议室，立刻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个律师，硬是等着委托他代理诉讼的一伙代理人决定要他为何种立场辩护。莱斯·阿斯平坐在莱克的另一侧。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发言不多，而他一发言则往往使讨论绕过正在研究的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班子的其他成员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