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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把他们关在一个越来越像集中营的地方。我希望起一个听起来中性的不会引起幻想的名字。我们决定采用海军使用的关塔那摩的缩写；于是将“安全港”改成了“关塔那摩行动”。
尽管如此，海地人继续从海上出逃。
也是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恩·德勒姆斯的一个电话。他想在五角大楼见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奥克兰地区的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居多的选区。他讲起话来依据听众的不同一会儿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自由派，一会儿又像他先前当过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国会中我们常发生摩擦，但是在国会外关系相当融洽。不过，他以前从未要求单独见我。
他来后，我们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在一对一见面时，我喜欢用这张桌子。“我一直在同高层人士——民主党的资深成员交谈，”德勒姆斯开始说，“而且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我等他说下去。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但同时又是我们最可怕的睡魔。”
我继续听他说。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德勒姆斯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将你作为副总统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在这之后，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可是你若加入共和党，上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那你就是最可怕的睡魔。那样的话，提倡黑人民权小组的成员就不能离家外出了，德勒姆斯只得呆在家中了，你分裂黑人投票者，而且我们失去了一个祷告者。”
我说：“罗恩，你在花言巧语地骗我。”德勒姆斯又说了20分钟。他的主题是，与像杰西·杰克逊那样的领袖相比，我是一个“摘桃子的人，而不是栽桃树的人”。德勒姆斯最后问道：“我希望你明白的是这样一点，你打算成为我们梦中的偶像，还是成为我们的睡魔，抑或打算无所事事？”
我说：“承蒙过奖，但我不打算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个现役军官。我不想说任何可能引起揣度的话。我的打算是穿着戎装报效祖国直至退休。”
我们握手告别，他显得颇为满意。我猜想他获得了他想带回给他的党的信息。鲍威尔将不与我们为伍，但也不跟他们走。
※ ※ ※
那年圣诞节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苏联解体了。没有战斗，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会在边远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大笔一挥解散了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此消失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工作。没有什么事情留给他管了。正如他1988年对乔治·舒尔茨和我说的，他将尽力而为，一直干到有人出来取代他为止。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想到整个苏联帝国将会与他一起被人抛弃。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承认交给他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原本希望不更换马克思主义的心脏就复活其躯体。然而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他在台上的时候，恰好美国有这样一位总统，愿意靠美国的优势地位拿和平去冒风险，这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这两个人携手合作实行大胆的领导，开始结束冷战。
我深信，现在让国会接受“基本兵力”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两个超级大国将来不再互相显示军事力量之后，“基本兵力”方案将是适用于未来的现实军事态势。2月5日，切尼和我前往国会山参加另一次听证会。这一次是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因为我们试图让国会通过该建议，而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我们的头号敌人垮了，因而“基本兵力”方案裁减的幅度还不够大。正当我们跨进听证会会议室时，我的法律事务官保罗·凯利上校偷偷提醒我，要为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就一个不同主题的提问做好准备。
在听证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提问按预计的轨道前进——后备役和现役部队搭配的比例合适吗？我们能从欧洲撤回多少部队？然后，会议主席准许众议员弗兰克发言。这位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先转向切尼说：“部长上次来这里时说，禁止同性恋者到军队中服役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弗兰克然后转向我问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的是一种多数人反对一个群体的人的偏见吗？而且这一偏见是告诉男女同性恋者，武装部队不想要他们的正当理由吗？”就这样，把这个一代人中最棘手的社会问题赤裸裸地推给了五角大楼。
我说：“我认为将这部分人吸收进目前的军队里对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有害的，而且我认为……”
弗兰克打断我的话说：“如你所知，一段时间来，部长承认军队中存在男女同性恋者。因此而发生过任何行为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我回答，“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处于所谓的隐蔽状态……如果有的年轻男女异性恋者由于不同的性偏爱而决意不想非常接近，那么我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后在同性恋者中又得按性别分别安排？”众议员弗兰克那天未再追问。
然而，科罗拉多州女众议员帕特·施罗德随后给我来信，表示对我的证词感到不快。施罗德援引一份1942年的政府报告，并声称我今天是拣起当时用来反对军队中种族一体化的同一论点来反对同性恋者。“要是数十年前，你的推理定会使你进不了食堂。”施罗德说。
我在回信中写道：“我用不着别人提醒非洲裔美国人捍卫祖国的历史。”但是她的逻辑错了。我指出：“肤色是一种无危险的非行为特性，性取向也许是人类行为特性中最深刻的特性。将这两者做比较不难，但论点站不住脚。”
将同性恋权利与公民权利运动联系起来在非洲裔美国居民中引起了混杂的反应。众议院提倡黑人民权小组主张取消对武装部队中同性恋者的禁令。但是其他非洲裔美国人领袖告诉我，他们痛恨同性恋者盗用——或用其中有的人的话说是劫持——民权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听说黑人神职人员坚决反对取消禁令。战斗开始了，在大选之年，我们遇到了一个难办的问题。
这一年，在一种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又给我提出了美国种族遗产来历的问题。在卡特当政年代，我于1978年作为查尔斯·邓肯的初露头角的军事助手首次去非洲，对该大陆的东半部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当时没有使我引起很大的感情共鸣。1992年3月8日，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再次去非洲正式访问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阿尔玛与我同行。我特别想访问塞拉利昂——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国家，因为我的堂兄弟阿瑟·“索尼”·刘易斯曾任美国驻塞大使，他是一位当过水兵的外交家。我们于3月9日抵达首都弗里敦。我们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小型的家人团聚，因为索尼当时在该国出差。
我们经历了老一套的正式招待会、宴会、祝酒和演说等活动。然后，到了第三天的上午，阿尔玛和我在美国大使馆与乔·奥帕拉有了一面之交。他是美国和平队的老队员，现定居在塞拉利昂。奥帕拉担任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参观邦斯岛。“我是挖掘和恢复你们将在那里见到的景物的人员之一。”奥帕拉自豪地告诉我们。
抵达该岛后，他带领我们一行去到一个倒塌的旧城区。他解释说：“奴隶在内陆抓到后，被送到邦斯岛上，你们看到那里了吗？”他指向原本一定是漂亮住房的一片废墟。“那是奴隶贩子和政府官员居住的地方。”奥帕拉领着我们参观破败不堪的外屋，一会儿介绍这，一会儿描绘那。“这里是存奴隶的地方。这里是给他们喂食的地方。这里是对他们进行检查，以确保不让损坏的次品占据船上的舱位。”他带领我们登上一座大型建筑物的石阶，走到一个阳台上。我们往下看到砖墙的围栏。“装船前，奴隶们被圈在这里。”奥帕拉解释说。他描述着怎样对“货物”进行装运，横越大西洋的航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预计会有多少“损耗”等。
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我以前对此想得并不很多。今年2月，阿尔玛和我去了趟牙买加。当时，在我看来，我的根始终意味着我双亲的故乡——西印度群岛。但是我现在感到，我还有更早的感情牵连，我同非洲有着联系。我向阿尔玛提到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也有同感。”向下凝视着这些关押人类的畜栏，我能够想象得到拥挤在一起的人体的异味。我能够描绘监工的一副凶相，手中拿着皮鞭，驱赶着惊恐不已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上船。我的曾曾祖父或曾曾祖母当年一定站在像这样恐怖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弗里敦机场的简短欢送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我说：“正如你们所知，我是个美国人。我是从牙买加岛移居美国的牙买加人的儿子。但是今天，我还不限于此，我还是个非洲人。我感到我的根在这里，在这个大陆上。”
访问尼日利亚后，阿尔玛和我带着对我们祖先来历的新的认识飞返国内。我们目睹的非洲史是悲剧史。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地丰富提高。它证明，不管人们被打到地底下多少层，一旦他们有机会挣脱锁链并懂得自由，不论在非洲或任何国家，包括我的祖国，他们的地位能够向上攀登得多高。
到了1992年初，我们已进到了裁减军队的实质阶段，要将我国武装部队削减到政府早先宣布的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向部队人员发放离开军队的复员退伍费，可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给部队人员发放留在军队中的补助金。我们削减了招兵数，只招收必要数量的新兵，以便补充今后10年内所需的士官和军士长。我们正在每周从德国撤回数千名官兵和他们的家属、车辆、宠物和其他财物。我们得在本土为他们准备好工作和住房。在我第一个任职的驻地——盖尔恩豪森被关闭的当天，我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