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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大伦吃惊地看她，喃喃道：“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母亲什么都不知道，仅仅是凭感觉诈他的。母亲诈出了真相。她怀着心酸倾听邹大伦的故事。他妻子雪凌，在沈阳演出后又见过几次，印象里她温和贤良，有着轻盈的体态。她曾是剧团的顶梁柱，名噪一时的名角儿。青衣戏尤为精绝，她在《探母》中有时扮演铁镜公主，有时扮演四夫人，四夫人是青衣工，公主则是花旦工，戏都很饱满耐看。等到十年动乱，旧戏班子出身的名角儿，加上邹大伦历史问题牵连，自然逃不掉挨整，样板戏不让上，分配她在后台管衣箱，扫地，动不动还得被揪斗。妻子因此郁郁寡欢，最后发作了精神分裂症，不仅丢失了饭碗，而且常年需要看病服药。剧团本来就不景气，邹大伦一个人的工资寥寥，养活老少四口人，儿子读书的学费都经常拖欠。病重的妻子，一犯病就会陡增强悍力量，打人，摸电线，毁坏东西，开煤气……“我和儿子两次死里逃生！”他故作轻松道。母亲回想起每次来邹家，满楼呛人的中药味儿，邹大伦一如既往朴素的装束，想到邹大伦如此贫困还悄悄救济我爷爷，她痛感生命无常，心里是那么痛楚，深入到骨髓。她急忙搜了钱夹，拿出随身带着的1000元钱，说道：“拿着，给孩子上学急用。”她后悔自己此行没有多带点钱来。
尔后，母亲提到了心如先生和凯的合影，是否找得到？她记得当年凯和爷爷合影，怕父亲发火，暂时寄给放在他家。邹大伦肯定地道：“照片倒还在，可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我老婆不给我钥匙，家里书籍和照片都在箱子里，钥匙都挂在她胸前，谁要轻易动了，她便发作歇斯底里。”他苦着脸说。
就这样，母亲活着时，爷爷和大哥生前的惟一合影没能“团聚”在她全家福的影集里。
父亲对某些“外人”的热爱和慷慨与对亲人的吝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电梯工、司机都受过他的关爱。母亲去世前的不久，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女孩，她来自沂蒙山，自报家门叫吴小花，是爷爷邀请我旅行结婚来上海的！她称呼爷爷的时候，透着亲切，让家人闹糊涂了，可她手拿照片，分明就是我父亲，她指着他眼泪涟涟道：“爷爷是我的大恩人！”原来，她是我父亲从报纸缝里瞧见的老区孤女吴小花。她的身世令老人怜悯，从此，他主动去信献爱心，月月寄钱，救助她完成小学至大学教育，并长期与之通信联系视为至亲。
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的这个善举。
就这样，革命老区的吴小花千里迢迢投奔恩人爷爷来了。再看老头热情万丈，吃住全管，游玩他全陪，结婚费他全包，还把她土气而铺张的结婚照片放在家里，逢人就称其为孙女。而老人对自己的外孙女不理不睬，不让进门。更甚之，他曾写信告知外地的子女：请你们来沪公干或旅游，食宿自理，本人概不接待！所以，母亲说，苑志豪是“陌生人综合症”，喜欢对无关血缘的人倾注热爱。不管怎么说，父亲的这个善举，他的慈悲心肠使他的形象有了立体化的突破，让我们对他晚年的善举致以迟到的敬意。
第五部分
第十二章（3）
柴、米、油、盐
最后，谈谈论母亲遗嘱中令人难堪的——钱的问题。说真的，这条款在让人难堪的同时不免让人生疑，别说外人，就连子女们都感到迷惑，本来区区三万元的现金，不得计较，母亲强调说自己存款父亲没继承权，看似很不理性，很有负气的意思。父亲气呼呼地嚷嚷：“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财产共有！我当然是继承人！再说，我一辈子的钱都给你妈把着，怎么就剩下这点儿啦？！她把我的钱都弄哪儿去了？”
父母作为干部挣的薪金，在国人绝大多数都处以难混温饱的状态下，简直就是富贵之极了，按说养活十来口大家子绰绰有余。可柴米油盐过日子的琐事他不管，美食的需要第一，收藏第二。父亲在花钱上有独特的想像力，有时他的工资赶不上他奔涌的激情，他便让母亲从伙食费里预支，但钱还是赶不上花。尽管如此，他还是急急忙忙奔下一个收藏目标。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他就生气，骂人，大概可以鞭策想像力。于是，我们花每一分钱，都让他火冒三丈。父亲惟美倾向造就了他的铺张，而铺张与他的吝啬有极大的反差，他宣布家人不许“点灯熬油”，又提倡子女要发愤图强，学古人头悬梁、锥刺骨成就大业。可孩子若是晚上看书熬夜，得偷偷摸摸的如同做贼，一旦他半夜起来瞅见了，他便骂人，骂我们是败家子，“宁养贼子，不养吃儿！”他骂道。
他还重申他祖爷之古训：“家有八头牛，不点三盏灯。”每个房间的电灯开关，都悬挂着他写的小楷条幅：“节约用电！！”他自己则带头早睡早起，利用自然光线读写，所以，每月的电费只几块钱。给孩子零花钱是他心痛的事，周末我和小哥要去市少年宫活动，如不乘公车起码步行一小时。中午在小饭馆吃饭，阳春面八分钱一碗、乘车最少也要八分。父亲规定只给一毛钱。这就是说，要是乘车，就得饿饭；要吃饭，就得来回走路。夏天游泳同样给一毛钱，要么饿饭，要么游泳。游泳就是玩乐，“玩乐花钱不是败家子是啥？”他喝道。
他更舍不得买自行车给孩子用。刚进城不久，他收藏了一部英国名牌自行车，他将那心爱的玩意儿擦得锃亮，束之高阁，舍不得给孩子使。二哥那时每天上学要步行穿城，有一天身体不适，考试险些迟到，母亲做主让二哥骑车赶去，结果，回来后遭父亲一顿暴打，用那个手工编制、精致的皮鞭抽打，从此，他落下了每天夜晚遗尿的毛病。正值青春期的二哥，自觉鼻青脸肿地无颜见人，每天早晨背着书包离家，不吃，不喝，不说话。他每天独自徘徊在江边，直到期中考试交了白卷，老师家访告状逃学，母亲才知道他沉默寡言、早出晚归哪里是去读书哦。母亲在江边找到了他，二哥搂着书包，呆呆地望着流云和浊水，他不哭，哑了一样。母亲心疼地捶打着他的后背，急道：“孩子，哭吧，你哭出来就好了。”可他哭不出，终于开口了，“哇”的一声道：“我一次次地想要跳进江水，以死抗议父亲。我没死，是舍不得妈妈……”父母过日子争吵直接的诱因就是如此小而丑陋，不值一提。为了捍卫儿女，父母之间不啻是一场琐碎的灾难。
上海在多年前的不少殷实人家，讲究每年定期请裁缝匠来家做衣服，一般要在中秋或白露后，便准备一家人过年的新衣，顺带着搜罗出积攒的衣料，将四季厚薄衣服都做了，还可旧衣改样，皮衣翻新。这裁缝是走街串户的营生，往往是因了在人家赢得口碑后，在女人间被传播举荐而来。张家做完了，便接着去李家，李家还没做完，王家阿婆便催着上门。一家一户地预约着，多是老主顾。他们就带着两只手登门，之前，东家备好衣料，辅料，还得提供缝纫机，裁剪工具等。裁缝一股脑做，手脚不停，一天下来，能做好几件，剩余的边角料做小马甲，碎布拼成个椅子垫什么的。请裁缝做活儿一般都俩三人，长则十天半月，短则三两天，完全随主顾需要，裁缝早来晚归按天计费，出不出活儿的关键是要打点好他们。
来我家的老裁缝，带着学徒和女儿。老裁缝约50来岁，穿衣打扮像个教书先生，只带着一副老花镜，一块格子手绢。老裁缝负责量身裁剪，小伙子一门专心蹬缝纫机，打下手。女儿就锁边，锁扣眼，熨烫之类。仨人流水作业，配合默契。父亲对他们很客气，按约定的规矩，裁缝做活除讲定工钱外，茶水，香烟侍候自不必说，我家每天要管两顿点心，一顿中饭。通常他们在早晨进门后，就开始劳作，做活到10点多钟，便要准备好一碗酒酿荷包蛋，或是桂花芝麻汤圆；午餐两荤两素，炒菜油水足一些，加一份鲜鸡汤；午间不休息，放下饭碗，喝口茶，即刻回身干活儿。待到下午4点，便吃点心，一碗鲜肉荠菜混沌，或是排骨面，肉包子，让他们吃得心满意足。下午的时光，是生产力最旺盛的时段，也是人容易疲倦、磨洋工的时候，当日父亲衣架上的收获，往往就取决于这几个钟头。直至太阳落山，光线黯淡，老裁缝便起身，梭视一天的劳动成果，那些棉、麻、丝绸质地的果实，都是在他精密计划之中的，他控制着整个劳动节奏。然后收工，收拾场地，洗脸，抹雪花膏，吃茶，清清爽爽走出门去。看他们的表情，好似告别盛宴离去的贵客。每当他裁缝下班时，我们正好放学，嗅嗅鼻子，房间里弥漫着喷香的葱油味道，那是裁缝用过点心的痕迹，使得我们饥肠辘辘的胃更加亢进。无奈，好吃的点心没小孩的份儿，裁缝给父亲量体裁衣的每个作品，都挂在衣架上，花钱再多无所谓，证明了他物有所值，正如父亲不愿精致的精神生活附丽在粗糙的物质上，他自以为他的钱，花在了刀刃上。
母亲的流水账不时记着：××年日，裁缝来家做衣服6天，26件，连吃带工钱，需106元。无奈，又向老钟借100元。
我们万万想不到，借钱，借钱，流水账记载这样借款的地方很多！
家里常负债，入不敷出，而父亲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一时兴而为之的事。其他有关柴米油盐的家事概不关心。母亲遗嘱里说的经济分开——父亲的工资多年不交与母亲，他每月只给她100元伙食费。而仅从账目上看，光喝酒每月就需翻倍。他经常在高兴时，招友引朋，摆开家宴仪式，展示他那些收藏。写下他独有的菜谱让母亲去置办。而每次待客都是母亲支付全部菜金。在物质贫乏那几年，母亲常为置办一顿像样儿的酒席而发愁，父亲老是因不满而发火，她叹道：“急得我呀，老在切菜时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