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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是：王志远于皖南山区某某基地
父亲看了这封信，受到了强烈震撼，他当机立断决定延迟开大会，赶赴皖南搞调研。
父亲带着秘书一行，在当地一个“小眼镜”处长的陪同下，跑了横贯15个县、纵横间距300公里，近百个军工厂、民品厂、学校、医院、运输场、发电站。这么一深入走访座谈，他真的吸了一口冷气，发现小三线看似稳定，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啊！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闹得此地没任何吸引力、凝聚力。当年分配去50多个大学生，只去了5个报到。“我们都是清华、哈军工高材生，结果好像腌的一缸咸菜，无用武之地！”一路之上，“小眼镜”也零零星星提到很多不合理的事。当年动员来安徽小三线的，都是三好——好人好枪好马，如今都感觉陷入泥潭，那些自愿来支援山区的上海人更倒霉了！待遇只往低处靠，工资哪，原支援去的按8类地区标准不变，新去的就是5类地区标准了。大学生分配在上海月工资是58元，而在小三线的就52元。另外，退休职工的进山费当即取消，而安家费又没有，日子过的不如当地农民……总之，他接触的人个个叫苦连天。
临走那一天晚上，父亲对“小眼镜”和一个负责的说，他想见见王志远这个人。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当地人很诧异，想不到王工还认识这么大的头儿。等了一会儿，秘书带来了两个人，前面是个女性，款款走来，从暗处走到光亮的房间，女人的艳丽令我父亲吃惊，竟然就是那个韩茵陈，她依旧笑眯眯的，“呀”了一声，热情上前道：“苑主任，您好。……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哦，我正好来安徽探亲，看我爱人，需要住一些日子。”正说着，那个被称呼为“王工”的人来了，40多岁中等个儿，皮肤黑黢黢，是个木讷，寡言的人。韩茵陈笑指他道：“就是他，我爱人王志远！”
见到这位王志远，谈吐远没有写信那么犀利和豪放。他苦着脸斟酌字句，陡然与首长会晤，让他猝不及防。王志远瞅瞅老婆的脸色，埋头吃瓜，仿佛要拿瓜来结结实实填满心里的空虚。可有妻子在一旁，气氛很快就轻松了。由她做轴心，话题转兜转兜，从公事公办的谈话，变成了朋友会晤的亲切。最后，又转兜回来，回到一个关注核心。他紧蹙眉头诉苦道：“我原本是清华理工科的毕业生，平日喜好写写画画，被分配来小三线，发挥不了作用，后来总是搞运动，缺“笔杆子”的工厂领导便抓我成天脱产写文章，不写反正也是干粗活儿。”他自嘲地铰着手说：“怎么办？写就写吧，结果上了贼船，专业丢了不说，把自己写成了这样的‘四不像’。”
坐一旁削苹果的妻子韩茵陈顺便提出：“主任，能不能请您费心，把他调回上海？解决我们两地分居的问题，同时也是人尽其才，当年我家志远可是清华的尖子哪！”
于是，苑志豪主任格外关注他了，在第一批回沪的科研人才名单上划了他的名字。红图章红头文件，他破天荒地第一次为朋友办事。倘若她算作一个朋友的话。按说这带有投桃报李的意思，可也算不上“走后门”搞特权，王工的学历与资质均为上乘。可依我父亲的秉性是给了一个大面子。父亲贯为铁板一块，从不通融，更不利用手中权力帮人一把。母亲说，当初邹大伦曾经来求他办事，他的妻弟也在安徽小三线，是个高级钳工，夫妻两地分居多年，家里老人瘫痪，孩子耽误了教育，生活没法照顾。邹大伦满心希望老同学苑志豪关照一下，这对于父亲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可任由母亲好说歹说，父亲就是挺着不办，理由自然是堂而皇之的那一套。
今天的红图章早已不是当年购书央求人那只红图章的含金量。
母亲心有戚戚的这件事，在每个失意的夜晚便会悄然浮现在眼前，只有橱柜上那些写着买书日期的书籍，表明事情证据确凿存在的过程。假如妻子是个絮絮叨叨飞扬跋扈的女人，总是纠缠丈夫，指责他，怀疑他，事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父亲吃软不吃硬，他的脸面或许会在戳破窗户纸的同时，令他失去最后的忠诚。而我母亲保持着符合她教养的良好的风度与容忍度，佯装着天下太平。于是，天下就继续太平着。
不太平，是为发现那件牛角梳，母亲埋在心里埋不住，她后来说出来了。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3）
自己的房间
母亲说这事，不是在家，而是在山清水秀的无锡疗养院。
在家里她张不开口，她不能当着孩子们和保姆的面摊牌。她知道假如她说了，父亲一定会火冒三丈地嚷。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敛声轻气地说话都可能触及地雷，引发山崩地裂，何况是严肃地讨论一个讳莫如深的事。
屋檐下随时会爆发战争，而我母亲没有一块壁垒可以休养生息，可以让她一个人悄悄流泪舔伤的空间。
母亲在日记里记录：今天，我正式给机关打了最后一个报告，申请要一间房子。因为，我得有自己的房间！冷漠，好像寒冷的空气，侵蚀心灵，弥漫在家里，让我无处躲藏！
那些年，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儿女们一个个先后回到冷清的家，有了热腾腾的气息，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欣慰的同时，也渐渐感到了膨胀出的人与空间的矛盾。家庭的兴旺始自子女恋爱结婚。在上海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享有五室一厅的房子，应当说相当奢侈。三个儿子陆续成家生子，各占了一间，剩下是保姆房。丈夫的领地是书房兼客厅。因客厅里十几口人进进出出过于嘈杂，父母卧室里的书桌也由父亲霸占，成了他写字、画画的专属领地，母亲只能是在一架“蜜蜂”牌缝纫机上写东西，记账。
当许多当权者纷纷利用职权为后代谋福利的时候，搞一套房子应是举手之劳。偏偏父亲不肯为亲人排忧解难，他坚守自己的准则。仿佛时代愈是混乱腐败，他愈是不愿在为官的历史上留下一点遗憾和污点。他的廉洁自律在我们眼里近乎迂腐可笑：公家安的电话不许家人用；公家订的报纸定期交回；公家的汽车不许子女享用，甚至，母亲几次突发心脏病生死攸关的那一刻，都是哥嫂们打电话呼叫救护车的。他从不肯批条子，管管任何一个孩子回城后的工作分配，任你在偌大的上海城里跑断了腿；他也反对任何子女出国、经商，利用一下老爹手中大权搞几个“批件”迅速致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和他希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极端相悖，与他消费人生的姿态冲突，钱是收藏和美食一切一切的基础啊，父亲更加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和物质对人精神的压迫，这压迫让他触目惊心。
公家的报纸、电话、汽车终归是小利益，房子是真正重要的！社会普遍地剧增财富反而使得他们沦为真正的穷人。当他大彻大悟的那一天，他已是个没人搭理的老头儿了。靠着连年缩水的离休工资讨生活，终日深陷在枯索的柴米油盐、吵吵嚷嚷的大家庭里生闷气。
母亲在日记中叹息：一本小说《镜花缘》从17岁开始看，看了一辈子，至死，我都没看完。多可笑哦。解放前忙打仗，解放后忙着开会，看堆积如山的文件，回家忙家务，看账本。我忙忙碌碌一辈子，从早到晚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老人和儿女。我没自己的时间，没地方呆，没有自己的房间……
母亲只能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将沉重的头颅垂在缝纫机上，哀哀地啜泣。
母亲多么向往着自己的一个房间，她是三八式老干部，无论从资格、地位和待遇，哪个方面，完全有可能申请分配一套房子。自己的房子，同样也是对尊严的证明。我不要依靠你的，我有独立人格谁也不靠。可她每次申请报告写完，最终都以父亲坚决反对而告失败。父亲不能让她有自己的空间，他不让她走，他既要面子，更需要老婆照顾自己生活起居。母亲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尽管他对母亲有一种冷漠的坚硬，一如他对待儿女那样，但是，“生活狂”的动力，使得他太爱享受物质生活，固执地抓住这份婚姻关系，他像一个软弱的孩子，真情而自私。
母亲的善良与软弱让她吃尽了苦头，她撕毁了报告，一次次放弃分房名列前茅的宝贵时机。这在人口稠密的大上海，几乎就是放弃唾手而得的一笔财富。她不仅在单位同事中没有赢得高风亮节的美名，反而给那些住在贫民区的人造成一个印象，哼，老柏人家是高干，更是高干夫人，人家老头住康平路，法租界地段，高级房子钢窗打蜡地板，是不屑于要这种工房的。
后来，这事反倒成为他俩争吵的一个话题，确切的说是父亲鄙夷母亲的一个口实：“你为什么赖在我的家里？你革命一辈子怎么没混上一间房？吃孙喝孙不谢孙，你喝我吃我不感恩戴德的意思。你们全是寄生虫！”他总在危机关头用最戳痛心扉的言语刺激母亲，撵母亲走：“走，你走吧，你可以自由了！你们都滚，你们是鸠占鹊巢！”
母亲心寒地看着丈夫苑志豪开始习惯于当众大叫大嚷，好像一个没文化没教养的粗人。
我们的家，没有平凡夫妻那样简单而明朗的快乐。所有的房间好像一个露天的舞台，甚至没有幕布的遮挡。每时每刻，日子是具有观赏性的……
毕竟，母亲让这个家牢靠稳当地支撑着，她甘愿忍受一切。一次，她外出去给远在外地的姐姐寄包裹，时刻惦记着快快回到家中，准备晚餐。可是，当她拿出钥匙开门时，发现钥匙无论如何打不开锁，她以为拿错了钥匙，再次确认后，发现家中的大门被人自里面反锁上了。偏巧保姆那天休息，时间已近黄昏，苑志豪分明是在家的呀，她敲门，无人理睬，再次敲，还没有人搭理。喊声使得邻居已好奇地探头探脑了。母亲怕面子不好看，急忙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