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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行，啊——行。
印小青听高辛辛声音拖拖沓沓的，就问怎么了？没有时间吗？
高辛辛说，不不不，有时间，我就觉得你跟以前太不一样了，跟中了魔咒似的。变化太大了。
印小青从话筒里送过来一串笑声，高辛辛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
杨红终于从小胖子的电话里听到了关于有有的消息。有有住院的时候，杨红接到堂嫂的电话，让她赶紧回去，杨红的母亲和女儿都感冒发烧了。杨红只得先回了家。回到家，她隔三差五地给小胖子打电话，和她聊家常，引导她说妇产科的新鲜事。一个月后，小胖子终于说了她渴望已久的话：今天我见着印主任家捡的那个孩子了，叫有有，很好玩呀，印主任抱来打预防针了，别看残疾，印主任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印主任说了，孩子养久了感情上跟亲生的没啥区别，杨红，你说我是不是也抱养一个……杨红泪流满面，她放下电话对堂嫂说，人家待有有好着呢，嫂，咱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堂嫂说，好好好，赶紧回去告诉你娘。杨红跑回家对娘说，娘，我刚打了电话，人家对有有好得很，说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名字也没改，还叫有有……杨红娘哆哆嗦嗦地哭起来，边哭边指着门外啊啊啊地叫。杨红明白娘的意思，她说，我这就去跟小军小翠说，让他们放心。杨红拿了烧纸，领着女儿往弟弟弟媳的坟走去。
两年以后的冬天，周末，暖阳下，小区的花园旁，印小青江拥军和有有站在她和高辛辛轮流负责的黑板报前。有有两只小胳膊抱着粉笔盒，仰脸看着妈妈爸爸在黑板上又写又画。印小青对江拥军说，你画得好，你来画插图。江拥军笑着说，不是我画得好，是我画得多，这显微镜我都画了上百遍了。今天这栏目写啥？印小青说，写家庭结核病人的痰如何处理、餐具如何消毒。她从口袋里掏出纸片递给江拥军。江拥军小声说，还是关于痰的？人家该看烦了。印小青笑着说，我写都没写烦呢。江拥军说，好，咱们一直写，直到没有一个人随地吐痰为止。印小青说，字小一点，把这首外国人的诗抄上。江拥军说，就那首“吐吐吐，中国人每天都在吐 ”？印小青说，对。江拥军说，那是笑话咱中国人的，写它干啥？印小青说，知道自己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才会更加注意的。正说着，突然听到身后有咳嗽的声音，紧接着是痰落地的声音。印小青的肩膀一哆嗦，犹豫着该不该回头看吐痰的人，怕是熟识的人闹个红脸。
爷爷，随地吐痰不文明！有有的声音。
吐痰的人疾步往前。
有有紧跟着跑起来。爷爷，随地吐痰不文明！有害健康！爷爷！有有不依不饶。爷爷记住了吗？
吐痰的人红着脸停住脚步说，爷爷记住了。
有有说，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爷爷记住了！
一滴清清的水珠在印小青笑弯了的眼角处洇散而开，江拥军斜眼看着有有说，这劲头真像他妈！
责任编辑 程绍武
想给你的那座花园
计文君
一 茶馆
易红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
三天后，两个穿便服的警察走进诊所，问我，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知道他们是警察，我很紧张。清白无辜的好人被警察盘问也会紧张，说不定比心里有鬼的罪犯更紧张。我抽了张纸巾，摘下眼镜，原本是想擦一擦镜片的，可我却擦了擦自己的眼角和鼻头。重新又戴上眼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个儿女警察眼睛里闪过一丝嘲笑的光。
“她说她不来了，那天下午，她本来预约要来……”我开始回忆那天易红在电话里说的话，她的声音跟平常一样，沙沙的却又甜又凉，像她第一次来诊所时，手里拿的那杯赤豆冰，带着酒意……“她对临时取消预约很抱歉，她说了很多抱歉的话……”
当时我以为那是酒意，最近这段日子，她常会带着醉意给我说一些充满幻想的话。我没多想，只是觉得很失望，我想见她。
警察显然也有些失望，那个男警察怀疑地看着我，“你们通了四分五十秒的电话，就是取消预约？除了抱歉呢？”
我出汗了，“真的没有了……她就是说了很多抱歉的话，好像遇到了什么事……不过没说是什么事，其实病人取消预约的事常有，她太客气了。”
“你们是朋友吗？”那个小个儿女警察轻描淡写地问了一个很阴险的问题，她好像低头在翻自己手里的记录本，但我能感觉到她犀利的目光在我脸上划。
我结巴了一下，“不……不算是，她是我的病人。”
我原本没想到易红会成为我的病人。我猛一听易红这个名字，还问哪个易红？还会是哪个易红？当然是开茶馆的易红。
易红的茶馆在这个不足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些名气，生意怎么样不知道，反正外形一家比一家招摇。我也是泡茶馆的，我去的是老茶馆。老茶馆在火车站后面的票房街，清末就有了。这家老茶馆原来叫什么泰什么瑞，据说还入选了不知道哪儿评的“百年老字号”，可一般人早就说不清它的字号了。大家都叫它老茶馆，只要说老茶馆，那说的就是火车站后面的这家茶馆，其他的茶馆才需要名字。就像易红开的那些茶馆，“沁芳小筑”，“听泉阁”，“兰芽馆”，我跟老周说，她起的这些名儿容易让人想到秦楼楚馆上去，到底是茶馆还是妓院啊？她开的馆子正经该叫“红袖招”才对嘛！
我不认识易红。她在这个城里算个名人，名女人，所以作为无名男人的我，就可以随便损她。她的茶馆我从来没去过，我还是去我的老茶馆。老茶馆门前没招牌，一堆自行车是最醒目的标志，楼上楼下的雕花隔扇“破四旧”时给砸了个稀烂，杂色的木板在上面打出一个个难看的补丁，茶炉上的水汽和客人抽烟时的烟雾终日缭绕在黑黢黢的顶棚下，大漆剥落的桌椅上有永远擦不去的油腻。茶很便宜，五块钱一壶茶梗子老红汤可以泡一天，饭也很便宜，火烧夹豆芽土豆海带丝，一块钱，加牛肉也就三块五块，花生米豆腐干散装白酒，光脚丫子蹬着桌子喝酒的姿势在这里却是平常。要是到了夏天，呼呼狂转的吊扇下面，赤条条的脊背塞满了茶馆，其壮观程度可以和男澡堂媲美。
我来老茶馆倒不纯是贪图茶饭便宜，我喜欢这里的气氛。还有，我喜欢看人。在这泥塘般的茶馆里，常常藏着变换了的鱼龙，辨认出他们实在是一大乐事。虽然我还一直保留着罕见的从纸上阅读文字的习惯。可我更喜欢看活人。我经常看着这些人想，谁要是能把这里任何一个活人的心思给写囫囵了，那就是大师。
我的同龄人还在说我们男生你们女生我们男孩子你们女孩子，我却已经按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了。我算是个医生，精神病院的助理医师，因为学历低情商也不高，职称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院里效益一般，可我基本还满意，上班不忙可以看小说，夜班轮休的白天可以像个无业游民似的到处溜达，泡茶馆下围棋。终于有一天，我的妻子再也不能容忍我这种自我标榜的“诗意地栖居”，朝我吼出了“神经病”三个字。我纠正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精神病”，她立刻进入了短暂的精神病发作状态。四十八小时后，我们的婚姻关系得以合法解除。
扯远了，再说回易红。三年前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咬着一套煎饼倮子走进老茶馆，这个钟点人还不多，一楼三四桌麻将打得稀里哗啦，我叫了壶“高碎 ”，八块钱，茉莉花茶的碎片和茶末，美其名曰“高碎”，我喜欢这名字，虽然“碎”得不成形了，但味道还是“高”的，这是我向往的境界。
其实那天我是有些惆怅的。一路走来，招摇的春气撩拨了我却又抓挠不到，我叫“高碎”，是想结结实实地咽一口滚烫苦涩的芬芳。二楼的木窗子开着，在温软的风里吱嘎作响，我在窗户下的桌子边坐着吃完了煎饼，啜了口茶，一棵老榆树的枝条恰伸到窗前来。嫩绿的榆钱和叶芽密密地攒在那细细的枝上，一嘟噜一串，让人突然生出咀嚼的渴望，那绿色的榆串晃悠悠地勾引着我。我挪开了目光，旁边桌子上两个人在下“彩棋”，一个伙计默默地端着匣子在围观的人堆里收下注钱。执黑的人脸有些生，但从棋路上我能看出他在扮猪吃虎。
这时候木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异样的脚步声，笃笃笃笃，像是敲木鱼的声音，又像是戏里的梆子声，不紧不慢，一步一个清楚干脆的“笃”声，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轻盈而果断，我觉得这是个女人的脚步声。
老茶馆里从没女人进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就有了这个惯例，反正本地的女人不进老茶馆，就像不会进男澡堂和男厕所一样。就是有气急败坏的女人来找滞留不归的男人，也只是在门口扯着嗓子叫骂几句。
楼梯口真的出现了一个女人。朽得掉木屑的楼梯护栏，突然横着开出一枝桃花来。她扶着墨灰色的栏杆静静地看着楼上，迎着那些或是躲闪或是放肆的目光，微微有些笑意，却并没真的形成笑容。没有人说话，远远的火车站播报车次的广播声突然响得有些刺耳。那女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脸朝开着的窗子一转。她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我觉得好像被一只溜光的手摸了一下又拧了一把，脸一下子热了起来。
她不是很漂亮，团团的一张圆脸，五官还算周正，因为脂粉的描补才分明起来。只那双眼睛，薄薄的单眼皮下怎么有那么一颗变幻多端的眸子，闪闪烁烁地会说话……不单是跟你说话，它还会摸你揉你拧你掐你……
她穿了件长长的宝蓝丝绸开衫，上面暗暗地飞着红色的花瓣，只是些抽象的晕染出的色片，但在我的眼里是花瓣，里面是件紧身低领质地细腻柔软的羊绒短裙，那段起伏有致的身子就被抹上了莹莹的充满新鲜春天汁液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