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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
说这个权力将来是归我儿子的。在巴拿马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们把贪污的权力分
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官员 A 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这三天的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
官员 B 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义得非常好。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
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拥有的国营企业里面，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很多官员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差价中获得利益。你们当然对这种情况一定也深有体会，我也知道在首钢、
杭州丝绸等企业里面都有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反对贪污腐化，我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
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
效、更厉害。所以，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完全消除走私中的腐
败问题，他不能不知道经济走私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场竟有非常标准的价格，
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交易，你甚至可以买保险以保你的走私货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
这个领域的贪污，就只能取消进口的控制。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它的贪污腐败，它的主要
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
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同时，他们有民主，他们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已经
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
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你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
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
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我为什么完全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
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你们记得，一九八五年中国开始对产品进行分类，一九八六年这种所谓的分类，如工业
品、外汇等，做得更细致了，而且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管制。那时中国已明显走向印度之
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北戴河会议中，邓小平等领导人打算把所有的价格管制全部取消，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切断走向印度之路。
但问题是，那些国营企业的或相关的官员在价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
大到足以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美国去留学。如果把价格管制取消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
的孩子在英国、美国怎么生活呢？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底或九月初的时
候，我陪同弗里德曼教授在南京。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从伦敦来的教授在座，当时
我们都纳闷这个伦敦教授来这里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帮助一些官员的孩子去伦敦学习，
他作为中间人，负责安排一切。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
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其实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早期一些束缚中国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
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了，那些进行价格管制的人也没有了。之所以没有了，是因为政府没有足
够的钱来支撑这个价格管制系统。大家也都知道，国营企业亏掉了那么多钱，以至那里的特
殊利益集团已没多少可贪污的了，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使政府想要把这些亏损国
营企业送给别人，也没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
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
上就开始贪污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
贪污腐化。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如进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么的，你是无法想象其复杂程度的。
而在上海，对金融市场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控制完全扼杀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什么送
红包啦给好处啦，已经成了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中国目前没有大
的问题，但有很多小的问题的原因。其实处理这些小问题惟一需要的就是勇气，赶快把这些
管制都取消，则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
弗里德曼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
上的；而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所以要想发展市场经济，
惟一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政府的责任
就是把这些障碍清理掉，而不是控制它。从上面控制市场，而市场本身是从下往上发展的，
两种力量在中间相碰，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如果
你去上海参观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问题写成一本很大的书。
一九九三年我陪弗里德曼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曾有过探讨。
弗里德曼非常善辩，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辩论家之一，可是省长先生驳倒了他。这
是我第一次看见弗里德曼先生在辩论中失败。弗里德曼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
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
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当
然弗里德曼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当时我是翻译，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让教授难堪，所以
我没有说出来。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此文为张五常先生不久前在武汉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纪录）
威海忧思
魏明伦
（1941…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鬼话与夜谈》。
……离开刘公岛，我还在构思颐和园与靖国神社。一到威海，眼前出现立体的、活生生
的殿宇式建筑物——威海市委市府机关大厦。我用“惊骇”一词表示我的感受！三十几位劳
模也看傻了眼！
威海原本是县，1988 年改县级市，城市人口仅 30 余万。就这么个小地方，托甲午国耻
之福，乘改革开放之机，在战败的废墟上建成巍峨官邸！听导游介绍：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到
此一览“公仆大厦”，立即反感，提出尖锐批评。
我也算是走南闯北，到过国内许多省级政府机关。通通靠边站吧，比起这座县级市府建
筑何其小哉。量一量“公仆大厦”广场的面积，数一数“公仆大厦”门前百余级台阶，点一
点台阶两翼林立站岗的华灯，恍若面临紫禁城内九龙丹墀。我们还远远没有升堂入室，立即
遥感上面是座好大的衙门。今天我才领悟了“高屋建瓴”“高亭大榭”“居高临下”一类成
、 、
语的分量。文字难描图像实体，只好比喻形容：天安门广场第二、小布达拉宫、海边太和殿……
我曾经周游台湾、香港，逛街时远望过那里的官邸，不明其内装详状。从外观的雄伟规模估
量：小威海“公仆大厦”的排场，趋近李登辉的“总统府”和彭定康的港督府！
咱们中国真是富起来了，沿海城镇真是富比港台了。这百级豪门显示了什么？是改革开
放的成果？还是官本位的威仪？假如以同样面积，同样派头，同样造型，同样造价，盖的是劳
动人民文化宫、甲午战争纪念馆，或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青少年宫、艺术中心，乃至
大商场、大宾馆，都可以视为开放城市造福于人民大众的标志。惟独盖成了公仆上班场所，
那就未免太摆阔气，太抖威风，太为公仆们自己造福了吧？单说那百余级台阶，就使老百姓
感到高高在上，侯门深似海，望而生畏。公仆们上下班可坐小车绕路青云直上，飞流直下。
主人翁老百姓若求公仆办事，那百级天梯就够你匍匐爬行。
古代为官者，敛财不外露。若外露到了大兴土木，造衙夸豪，大抵已是宦囊饱满，肥得
流油矣！这儿是窗口，泄露天机。望窗口，测内幕，观威海，推四海。怎不促进我辈文人浮
想联翩：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
乘改革开放之机，是“大款”与“公款”发财之共性；威海还有一层个性，托甲午国耻
之福。这里比附近城市的客流更兴旺，旅游更发达，财源更茂盛，不就是由于此乃著名国耻
之地么？抗战胜利时代，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今天这里的官场应该力戒奢侈；否则，又叫
不叫在发国耻财呢？
参观团的劳模们与我所见略同，大家自然联想起另一件与此截然相反之事。成都市停止
修建市委市府办公大楼，将原计划建楼的三亿巨资全部投入治理环城府南河水利工程。为民
造福者获得民心拥戴，做官摆阔者招来众口质疑。岳阳楼记不朽，金谷园亭何在？谁优谁劣？
对比鲜明。
劳模们纷纷取出相机，拍下威海豪华官邸外貌。我打算以日记代文稿，配上照片拿回去
传阅，以视觉形象印证国务院领导人对此建筑物的批评切中时弊。
大厦照片怎么标题呢？我试拟了几个，请劳模们筛选。有的赞成题《小威海大衙门》；有
的赞成题《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我推敲片刻，长叹一挥——《国耻名胜的“公仆”大厦》！
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