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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
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
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
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
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
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 1895 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
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
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
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
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
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
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这是现代
思想激化的第三个因素。大体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
与农民。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主导力量。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政治
与社会困境，也时有一些思想激化的倾向。什么是他们的政治社会困境？要认识这个困境，
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与他们的前身——传统士绅阶层作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
国现代知识阶层出现大约是 1895 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他们主要是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
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是形成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这其间的枢纽就是传统考试制度。
透过这个制度的媒介，他们上可以晋身中央权力结构，下可以以乡绅的地位进入地方权力结
构，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立场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但 1905 年以后，
也就是转型时代初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央与
地方权力结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了。同时我要进一步指
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
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纸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
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
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
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
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激化思想的道路，是由文化思想
层面上与政治社会层面上好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促成的。
激化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激化的过程。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思想气氛或心
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它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发展的
过程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转捩点，而人的精神和思想就是这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
对这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作进一步的说明。它的最大特色是
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
理想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
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份强烈的时代感，这份时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危机
意识。这特殊的危机意识有两种成分：一个是 1895 年以后由空前国难所带来的强烈危亡感；
重要的是，这种危亡感是与一种新的契机感相并而来。人们意识到在面对危亡的同时，中国
也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局与机运无穷的新时代。这种新的契机感是传统与西方思想影响的
合产物。来自传统的契机感有两个基本成分，一个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带来的生命与世界的
二重观：理想生命与现实生命的对照；一个是由传统宗教带来的对生命与死亡的一种辩证循
环观念：生命终于死亡，但死亡也可以转化为复活与再生，特别是精神生命。重要的是这契
机感的两个传统成分被它来自西方的成分——演进的历史观——所吸收，化为空前的乐观的
前瞻意识，不但使中国人觉得眼前的危难孕育着复活与新生的契机，而这复活与新生也是通
向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契机。因此，新的契机感不再沦于传统的生死循环的观念窠臼。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时代感，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三段架构：一方
面是对当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二者之间是由悲观的
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
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这个途径的问题就是中国
现代改革与革命之论争的起始点。
我方才指出，在这场论争中，革命的观念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到了“五四”后期，革命
崇拜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主要是因为我所谓激化趋势的出现。这激化把历史的理想主义心
态转化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五四”以后的“革命思潮”就是这种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激
发起来的。因此要了解革命对当时人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激进理想主义所代表的思想。
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两极心态。这心态是我方才提到
的时代感所含的危机意识经过激化、凝聚而成的。它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
转捩点，而当前世界的基本局势是由双重的两极对立形成的。一种是纵式的对立，指现实的
黑暗与未来的光明是一无法由缓进过渡的对立与鸿沟，只有以断然的急进和暴烈行动才能飞
跨这鸿沟。同时，当前时代的基本形势也呈现一种横式的两极对立，那就是现今世界是两种
势力对峙作生死斗争：一方面是爱好和平、代表进步的民主思想，一方面是内而残民、外而
侵略的军国主义；一方面是压迫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侵略
成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一言以蔽之，用当时的话，就是强权与公
理的对立与斗争。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公理战胜强权，从而扫除现实世界的黑暗，使人类跃向
光明。因此纵式的两极对立与横式的两极对立紧紧地衔接在一起。这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两
极心态。它携带着强烈的情感，从“五四”时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空气里激荡，散布。
激进理想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革命思潮，以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为基础，变成马列主义在
“五四”后期进入中国的垫脚石，也形成中国共产主义散布的思想媒介。重要的是，这激进
理想主义不但为共产主义铺路，而且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主义是
以激进理想主义的心态为基础去吸收马列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
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斗争，演进史观等，就被吸收并作为其思想核心。凡是
与这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不接近的，就常常只有边缘性的地位。
从这个观念去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为何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以“五四”的自由民主思想
为出发点，而最后却接受马列思想的权威主义与集体主义，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这革命思潮
最终会走上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与人的神化思想道路：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从这个观点我们
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人有这样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何这
革命思潮能长期掀起高度的狂热与激情。
“激进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能替我们对革命思潮展开这样一个新的视野，主要是因为它让
我们从“内观”的角度深入地掌握毛泽东的思想的基本结构。所谓内观的角度是把自己设身
处地放在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和革命的参与者的地位，然后从他们的内部立场去认识这革命
思潮的意义。一旦采取这样一个内观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与激进的理想主义一
样，也是一个三段结构。一方面是对现状彻底的不满与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极
度乐观的前瞻意识，而当今的时代正是由黑暗的现状，透过革命跃向理想的未来的关键时刻。
在这样一个思想结构里，革命的核心地位是很显然的，因为革命就是全面摧毁万恶的旧
世界的惟一工具，同时它也是跃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世界的惟一途径。必须指出的是，革命的
观念在毛泽东晚年更显重要，因为毛在 50 年代后期，对 1949 年革命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
建设感到很不满。他已深表怀疑：人是否能仅靠一次社会革命就能把中国一劳永逸地推向理
想社会。因此他在“大跃进”与“文革”期间提出“不断的革命”“永远的革命”这些观念。
、
他认为社会矛盾是不可能永远消除的。基于此，一个根绝社会矛盾、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社会
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