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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势而已。他的话说得可进可退，且十分体己——至少没把李绶武当细作防范。这样坦率，反而拉拢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临猗人氏，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原隶阎锡山麾下。此人幼学不算扎实，可是聪颖慧黠、投机善变，能亲近士卒，颇养了几分深厚的人望。在李绶武滞留北平的头几天上，他已然看出这位科长是个好奇成癖、嗜书入迷的痴人——这痴人还别具只眼，独独对一些散轶于民间的武学丛考之流各十分钟情。傅作义探得清楚，当下拿定了一个主意——他亲自摇了个电话到聚珍堂“保字号儿”稽查处，问道：“去年贵处修缮屋瓦，在库房桁梁上找着一本古书——此书现在何处？尽快送到司令部来。”
十月二十一日正午，傅作义先请李绶武在城南和平门外“厂膳酒家”用饭。顾名思义，可知“厂膳”一词得自地名。元明之际，此处原叫海王村，清初工部所属的琉璃窑在此设厂，因此改名琉璃厂。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学人蜂至，又有兴办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面的，其中以书肆最称昌盛。
用过了饭，安步当车逛逛厂甸书肆是应然之事。傅作义却托辞司令部另有军务待处理，不能奉陪。倒是留下了两句漂亮话：“凡有入眼之书，例由司令部‘后勤支援’。”
厂甸自东徂西，不过二里，但是知名坊肆林立——如翰文斋、来黄阁、二酉堂、汲古山房和荣宝斋等，但凡知书识艺之人，未有过门而不入者。李绶武却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的荣宝斋竟然是个机栝。
荣宝斋本是一片南纸铺，进门直入里间，还有内店。靠东墙置了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靠西墙是条三丈有余的柜台，上铺蓝布。日日下午打烊之后，柜上学徒便在此一字排开，持毫肃立，临帖学书。近世以来，这些学徒大都不以苏、黄、米、蔡、欧、柳、颜、赵的法书为足，倒常竞相摹仿有清一代知名翰林的字迹，如刘春霖、陈宝琛、翁同龢、陆润庠等。工夫下得深，落笔常可以乱真——有个叫刘泽甫的仿沈尹默出神入化，让古董鉴赏名家靳伯声花大钱栽了跟头，一时传为厂甸佳话。还有一个阎善子，擅仿乾隆墨迹，尤能曲尽其“无骨而肉立”的媚态，时人誉之曰“阎御笔”。
这一天李绶武遇着的正是经常到荣宝斋串门子的徐兰沅。此人替梅兰芳操过琴，且以之名家，在南新华街开设“竹兰轩胡琴店”，店中到处悬着樊樊山的对联——里头没有一幅是真迹，都是徐兰沅的仿造。李绶武当日闲步踅入荣宝斋内店，见一人长身玉立、在蓝布条柜前拈笔濡墨，作势挥毫；然而看他神情意态，又绝不类铺中学徒，于是好奇之心，一时油然而起。趋近细观，纸上竟是一派逼真酷肖的樊体行草，写的则是“无量寿”三字——只这三字之旁尚有余纸。似可容得下第四字，然而挥毫之人却迟疑再三，不肯落笔。
“兰沅先生这么一停歇，笔势就顿挫了。”李绶武掏出放大镜，朝柜上那横幅柬纸比划了一下。
徐兰沅微微哂道：“拿捏不定该下哪一个字——”
“不是个‘佛’字么？”
“‘人是西方无量佛／寿如南极老人星’，”徐兰沅答道，“此乃米元章自撰诗句，岂可用樊体字写之？且这纸稍嫌狭仄，‘佛’字末笔一拉便要出格的——”说到“出格”二字上，右腕轻轻抖振，毫尖下辗，正锋逆折，随即兼带钩弧，转势斜挑，再一提、向右滑出一圈大圆，顺势回锋冲左，一撇劈下，恰恰是个“功”字。
“咦！”李绶武不觉惊呼出声，迭忙问道，“这不是当年由曹仁父传下的那一部内功功法么？”
“我非江湖中人，更不懂舞枪弄棒，你说什么功法不功法的我却不知——只不过晌午时分灯市口有人持此书沿街兜售，说是研之习之可以长命百岁，依我看，全是女青年开会——无稽（鸡）之谈。倒是那封皮上的朱笔题签，字写得不坏……”
未待徐兰沅把话说完，李绶武即拱手作别，疾步抢出荣宝斋，直向灯市口大街奔去。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着急的——所谓“沿街兜售”《无量寿功》之人，此刻其实尚坚守司令部传达室中待命。傅作义将会在一个半钟头之后召唤此人到跟前，发布指示，命之前往灯市口叫卖《无量寿功》——命令中绝对不可违悖的部分是：他只能将书卖给李绶武。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再简单不过——但是傅作义一个人却无法作成决定——他不知道该替这本书出个什么样的价钱，好让李绶武一时拿不出手，却又不至于灰心扫兴。唯有将价钱扣住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关节，也才好出动那第二波的“后勤支援”，替李绶武完遂了交易。
“定个什么价呢？”傅作义把亲随参谋叫进了办公室，他自己凭窗伫立，迎着阳光朝灯市口的方向瞭瞰，“五百万法币不算少了罢？”
“报告总司令！这几天物价又涨了。五百万只合买四斤馒头——”
“涨得这么凶？可是市面看来还不坏嘛。”傅作义只手打起亮掌、遮住眉沿，想看得更远、更清楚些。
“报告总司令！涨得是凶，随日子涨。老百姓有俩钱儿就赶紧买了东西——不买赶不上涨，买了拽着劲儿涨。今儿一早鸡子儿八个卖一百万，到晌午一百万就只兴买三个啦！”
“钱财如粪土，此言不差。”傅作义叹了口气。
“报告总司令！街头弄尾厕所儿里法币满地，老百姓把钞票当手纸，都说这叫废物利用——总司令要作成买卖，法币、金圆券是行不通的，市面儿上除了些小吃食生意，多半儿只认黄金、美钞的账了。”
傅作义听到这里，猛一分神，前后有那么极为短暂的三两秒钟时光，他忘了灯市口还有个他亟欲巴结笼络的李绶武——此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他悉心安排的赂网之中，恐难翻逃走遁——可是就在这游魂荡魄的几秒钟里，他只觉青天白日刺目逼眼，反而乍兴昏暗无明之感，视野中的一切闪逝灭迹，瞳眸之中则尽是一片说赤红非赤红、说漆黑非漆黑的苍茫，于是脱口说道：“是要变天了罢？”
以上的三千两百字是我第六个失败的尝试。写到傅作义因日光暴射入眼而眩盲片刻的时候，我停下了笔，支颐长思，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自己：“小说里难道非得植入如此富于象征意义的片段不可吗？”
然而根据傅作义生前最后一次接见访客时的追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午后，的确发生过那样的一幕。
那一天，原本已成孤岛之势的长春为解放军攻陷，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六十余名卫队退守长春中央银行，苦战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郑洞国被俘的时候身中三弹，脚下只有一只靴子。八天之后，长春解放军向南推进，直破铁岭。沈阳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当下哗变，总司令卫立煌、参谋长赵家骥和辽宁省主席王铁汉等人抢上一架飞机逃往葫芦岛。傅作义本人也没能撑持多少时日。他手下驻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上有五十万大军。然而战线拉得不算短，叫解放军琢磨了个分点截断的杀招、使出一套“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切割战术。这让傅作义麾下诸将弄不清敌人确实的数量、组织和运动方式。五十万大军的防线可谓柔肠寸断，在五十天之内终为解放军林彪、罗荣桓部各个击溃。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平津之役宣告结束，傅作义和中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余二十万残部接受改编，双方于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整在北平朝阳门前举行接防仪式。傅作义面朝正东，迎师而入，行军礼时眼前又是一阵眩盲。
到了“文革”期间，傅作义已经在中共政府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还当过水利电力部长，行年七十七。登门来访视他的客人其实是昔年经常在荣宝斋出没的徐兰沅的一个小徒弟。徐兰沅早已物故，生前常耿耿于怀的是：北平易帜之前整整两个月，傅作义曾亲自来竹兰轩胡琴店面授机宜，指示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依言行事，却始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后遗嘱小徒：若有机缘际会，能将昔日旧事访出一个情由，则可至坟前一告。
徐兰沅这徒儿在琴艺上是十分了得的。一九六六年投身中央戏曲学校红卫兵演出队，在一场为国庆表演的样板戏中拉了两段指法奇诡的“翮雨翎风”花腔过门儿，赢得当时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的几声冲天好彩，遂一鸣惊人——演出队在那年年底划归部队建制，成了文宣前锋，徐兰沅的徒儿这才有机会在一九七二年冬天见着已然深居简出、垂垂老矣的傅作义，听说了那一部和《无量寿功》相关的事故曲折。傅作义本人又活了不到两年，以八十高龄溘然病逝。然而他的感慨却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才公诸于世——徐兰沅那徒儿以“兰坊不肖生”的笔名在《江淮文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机关算尽亦枉然——记一次和傅作义先生的谈话》。文中提到当年傅作义试图笼络国民党政府某“政训科长”而情商徐兰沅挥毫放饵的内幕，傅氏的结论委实语重心长：“我身居一个大时代，眼里尽有几个大人物；总以为时势推移，不出一二人之手。事实殆非如此。穷我虾睛蟹目、螳臂蚊腰，所应付的却只是庙堂之高，却未遑顾虑江湖之远——于今回首前尘，一切岂不枉然？岂不枉然？”
一九八二年一月，海峡这一边，还没有人知道“兰坊不肖生”这个人，也没有谁会忽然想起三十四年前的叛将傅作义。我们的孙小六上身罩了件藏青色的盘扣夹袄，下身套了条鸟崽裤，光脚板趿拉着双棉布鞋，在台北市大埔街和中华路口捱了一记闷棍——棍长五尺过半，径可一寸五分，纯以桑木磨制而成——它落上孙小六肩胛骨的刹那之间便黏住了。孙小六一扭脸，瞥见那持棍之人头戴胶皮雕模的里根面具，情知在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