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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龙拿起一张纸，右边开有名单，左边是一列时间表。
他说：“七个人都安排好了。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7 点10分，就是华盛顿时间凌晨1 点10分。这在美国已经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鲁塞尔是7 点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 点，波恩是8 点10分。与约翰内斯堡的联系时间是8 点半。苏格兰场9 点。最后罗马，9 点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脑吗？”勒伯尔问道。
“或者是相应地位的人。苏格兰场找的是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先生。
看来他们在都市警察局里没有设凶杀处。除此而外，对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着范·鲁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长官安德生通话。“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很好。我宁可找安德生，我们合作办过案子。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人说法语。其余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准能说英语……”
卡龙插嘴说：“那个德国人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好吧，那么我用法语和这两个人直接谈。另外那五个人，你得在旁边用分机给我当翻译。咱们该动身了，来吧！”
6 点50分，这两位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无奇的绿门前停下。这里是国际警察组织的总部。
在地下室的通讯室里，勒伯尔和卡龙足足花了三个小时靠在电话机旁和世界头等的破案专家通话。在这座建筑物的屋顶上，看来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天线，把高频信号发射到三大洲，一直到达另一座顶上高高耸起的铝杆顶。
它的波长和干扰器使谈话不会被截听。当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后一杯酒时，侦探对侦探进行了对话。
每次打电话，勒伯尔的请求都基本相同：“不，长官，目前，我还不能以两国警方正式调查的方式来请求你的协助……当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简单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把握，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呢，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阶段……现在只是泄露出一点情况，目前还纯属例行公事……我们在搜捕一个我们极不了解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大致的外貌特征……”
他对每个人都尽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难堪的是，在谈话的末尾，每一位外国同僚都问，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究竟能根据什么线索提供帮助？
每到这时候，电话的另一端都只好暂时地沉默着。
“是这样，无论这个人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必须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刺客……不，不是一个黑社会的枪手，而是一个政治凶手，还颇有几次成功的记录。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档案上是否有这样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有在你们国内犯案，或者你们忽然想到的任何这类人物。”
在电话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才接着说下去。
到这时，这个声音才更沉稳和更关切。
勒伯尔明白，西方各国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门首脑，绝对不会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在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当然，当然，我们将为你查遍所有的档案，我尽量在今天就给你回音。啊，克劳德，祝你走运！”
当勒伯尔最后一次放下无线电话听筒时，他猜想的是，还要多长时间这七国的外长甚至总理就会觉察到事态的发展，也许用不了多久。关于这一类事件，即使一个警察也得向政治家汇报。他敢担保这些部长们会保守机密。归根结底，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超脱于政治分歧之上的稳固的默契。他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统治者的俱乐部。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会团结一致，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一个政治刺客的动向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调查如果为公众所知，被报界披露出去，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当然，如果能只限于警官们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逊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逊一定会向他的上级报告。仅仅在七个月以前，戴高乐在1 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粗暴地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当时伦敦外交部所发布的政治通讯中的措词，即使像勒伯尔这样一个不搞国际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强烈反对法国总统的。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准这个老头子报仇雪恨呢？
勒伯尔在已经没有声音的电话机面前看了一会儿，卡龙在旁边望着他。
勒伯尔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说：“走吧，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再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有什么事的。”
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皱紧眉头，放下电话听筒，走出去时连一个进来值早班的青年警察向他敬礼都没看见。他走进自己那相当宽敞的办公室，眉头仍然紧皱着，望着窗外的泰晤士河。
对于勒伯尔所提出的请求，以及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请求，曼林逊是完全理解的。法国警方一定已经得到一些关于一个目前还找不到的刺客的消息，这件事使他们很为难。勒伯尔曾告诉他，关于这个图谋在今年8 月进行活动的政治刺客，目前几乎毫无线索。曼林逊长期在警方工作，对勒伯尔的处境，他是完全理解的。
“可怜的家伙！”当他继续望着窗下缓慢流过的泰晤士河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站在他旁边的私人助理员问道：“您说什么？”这个助理员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然后把早晨到的文件整齐地放在他的桌子上。
“没事。”
助理员退出以后，曼林逊还继续望着窗外。无论他对勒伯尔所处的既要保护他的总统、又不能公开缉拿犯人的困境如何同情，他还有他自己的上司。或早或晚总得把勒怕尔今早的请求告诉他们。10点钟就要开各部门首脑的日常例会，只有半小时了。在这会上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经过再三权衡，他决定不提，只要以个人名义给部长写一个正式备忘录，点出勒伯尔要求的实质性问题就行了。在必要的时候解释一下审慎行事的必要性，以及不在早晨例会上汇报这事的原因。与此同时，进行不露声色的查询是不会有害处的。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按了一下传话器的按钮。
助理员的声音从隔壁的办公室传来：“什么事，先生？”
“你能来一下吗，约翰？”
穿着暗灰便服的年轻助理员拿着笔记本进来了。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总督察马克海姆。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目前我还不能说明作此要求的原因。请他在现存档案中查一查我国已知的活着的职业刺客”刺客吗，先生？“助理员的那副惊异样子好像副长官要求的是查查所有已知的火星人似的。
“是的，刺客。重复一遍，不是那种大路货色的黑社会枪手，那些人只有在下层社会的仇杀中干掉个把人的经验或名气。要的是政治刺客，约翰，这些人或者这个人可以为了钱干掉一个戒备森严的政治家或国家要人。”
“听起来这像是该由特警处承办的，先生。”
“是的，我知道，我也想把事情全交给特警处。可是最好先进行一次普查。啊，对了，我希望你想办法在中午前给我回音，行吗？”
“是，先生，我现在就去。”
15分钟以后，刑事部副长官曼林逊在晨会上就了座。
待晨会结束，他再次回到办公室后，先翻了翻信件，把它们推到了一边，又叫副官拿来一台打字机，自己坐下来给都市警察局局长打了一份简要汇报。汇报中简述了清晨打到他家的电话、早上9 点在国际警察组织通讯室的私人通话以及勒伯尔所要求协助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空着备忘录的后半截，把它锁进抽屉里，就干起当天的工作来。
不到12点，助理员敲敲门进来了。
“总督察马克海姆刚刚从中央档案局回来。”他说。“刑事档案里显然没有人符合这些特征。下层社会有十七个知名的职业凶手，十个在监狱里关着，七个待在外边，先生。但是他们都为大黑帮于，或者在伦敦，或者在其他大城市里。总督察说没有一个是适合对付来访政治家这份差事的。另外，他也建议交由特警处管，先生。”
“好，约翰，谢谢你，我要的就是这些。”
助理员走了以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完成了一半的备忘录，仍放回打字机上。
他在后半段写到：据刑事档案处报告，无法提供适合于勒伯尔专员提出的这类人的档案材料。这一调查将移交特警处的副长官。
他打印出三份备忘录，并在上面签了字。
他把其中一份折叠起来放进写着给部长的信封里，第二份标明“秘密信件”字样，放进保险柜存档，第三份折叠起来放进衣服的内胸袋。他用便笺写了一份电报。
收件人：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电报内容：根据你今日要求，遍查刑事档案未获此类人选资料。将尽速告你任何有价值情报。
曼林逊交发时间：1963年8 月12日这时刚过12点半。他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要特警处首脑迪克松副长官的电话。
“哈罗！迪克松吗？我是安东尼·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可是我办不到，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今天又是一个那种日子……不，我只在你动身前见你几分钟……好的，很好，我马上就来。”
走出办公室时，他把给部长的信封放在助理员的桌子上。
“我去见特警处的迪克松。你把这个件送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