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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排书柜。书柜前有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路易十四时代的钟。地板上铺着的地毯是1615年在夏乐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告诉他说，这个厂在织地毯以前，原来是个肥皂厂，因此生产的地毯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俭朴的，没有一件不是庄严的，也没有一件不是风趣的。全部的陈设几乎没有一件不显示出法兰西的伟大。罗杰·弗雷伊想；这还应该包括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现在开始站起来，用他平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向弗雷伊问候。
内政部长回忆起驻巴黎的英国首席记者哈罗德·金，他是戴高乐私人挚友中惟一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他曾经向部长谈起过这位总统的言谈举止，说他不像是20世纪的现代人。从那以后，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见总统时，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同旁人一样对他的下属能待以尊敬和有礼貌。他曾这样期望过，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记，有那么几次，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欢的事激怒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用士兵们在营房里讲的那些粗鲁的话骂人，使他周围的人或内阁成员目瞪口呆。安全工作与总统的不高兴，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当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内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提出的要求时，他几乎要发抖了。
“我亲爱的弗雷伊。”
这个穿深灰色上衣的高个儿，从他经常坐的那张大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住伸出来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情绪还不错。
办公桌前有两把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博韦织锦蒙面的靠背椅。他给让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乐把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完成后，回到他那一边背墙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亲爱的弗雷伊，我听说你有紧急事务要见我。好，你有什么事要说呢？”
罗杰·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是不喜欢蝶碟不休的；当然他自己的长篇讲话不在此例，不过他也只有在作公开演讲时才如此。在私下里他是喜欢长话短说的，当他的几个比较爱罗嗦的属下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显而易见地变得僵硬起来了。他愈来愈向后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长。他从鼻尖下盯视着这位部长，好像这个一直可以信赖的属下突然给他的书房中带来了什么惹人讨厌的东西似的。不过，罗杰·弗雷伊知道在5 米之外他面孔在总统眼里便模糊不清了。总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视，因此除了读讲稿之外，在公共场合他是绝不戴眼镜的。
内政部长结束了他的独白，也不过用了一分钟光景，提到了罗兰和杜克勒的评论，最后以“我公事包里有罗兰的报告”做结束语。
总统没有说一句话，把手伸过桌子来。弗雷伊把报告从公事包中取出，交到总统手里。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袋里掏出阅读用的眼镜戴上，然后把文件摊开在书桌上，开始阅读。
这时花园里的鸽子停止了叫声，好像知道现在不是叫的时候。罗杰·弗雷伊注视着窗外的树，然后望着桌子上吸墨纸旁边的黄铜台灯。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朱红色的烛台改装成的台灯，在总统五年的任职期内，有几千个小时，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着数不尽的国家文件。
戴高乐将军读得很快，只花了3 分钟，就把罗兰的报告读完了。他很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把手放在上面，然后问：“好，我亲爱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么？”
罗杰·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用最简单明了的词句像背诵似地向总统报告。他两次用这句话：“根据我的观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个威胁……”他只用了33秒钟时间，甚至用了“为了法国的利益”这样的话。
总统打断了他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提到法国这个字的时候，好像这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可与之比拟的。
“亲爱的弗雷伊，法国的利益是不能让人看见法国总统被一个可耻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胁吓得畏缩不前，而且——”他停了一会儿，他对这个不知姓名的暗杀者很蔑视——“还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雷伊发觉他束手无策了。将军并没有像内政部长所担心的那样发脾气。
他开始清晰、准确地讲话，他不愿让他的听话者对他的意图有丝毫模糊不清之处。
当他说话时有些词句传到窗户外面，塔赛尔上校也听见了。
“法国不应当接受……把尊严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可耻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雷伊离开总统那里。他严肃地向塔赛尔上校点了点头，通过礼仪大厅的门走了出去，下了楼梯走到前厅。
为首的接待员陪着部长走下石级，坐进等待着的雪铁龙汽车，并且看着部长乘车而去，他不禁想到：“这个人一定又带走了苦恼和难题，我是经常看见的。不知道这位老年人对他说了些什么。”由于他是首席接待员，他在这里已服务了二十年，对这种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因此他的脸部就像爱丽舍宫的宫墙一样始终保持着平静。
“不，不能那样干，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罗杰·弗雷伊从他办公室的窗口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听他讲话的人。当他从爱丽舍宫回来后，几分钟内，他就召来了他的秘书长亚历山大·桑根纳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个狂热的戴高乐派的铁腕人物。这个人在过去两年内，由于内政部长委派他做了很多关于法国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出动了共和国保安部队、抗暴部队以及45000 名准军事部队，用有效的战略战术对付不论左派或右派的上街游行示威，使极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产党人也叫他法西斯，虽然他所采取的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铁幕以外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最文明措施。
极右分子也同样地不喜欢他，因为他压制民主和民权，但更为可能的是因为他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长期以来本想由他们来保持这种公共秩序、以便使他们自己扬名。
群众也普遍地不喜欢他，因为严酷的法令都是从他的办公室发出来的。根据这些给群众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设置了栅栏，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检查身份证，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并大肆宣扬年轻的示威者被共和国保安部队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闻界已经把他称为“反秘密军队组织的专家”，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他作为法国挨骂最多的人即便肚子里有气，也没办法去躲起来。他个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的，而在这个宗教里，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对着面前的吸墨纸怒目而视，吸墨纸上摆着浅黄色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罗兰的报告。
“这样不行，不行。他这人简直没法办。我们得保护他的安全，他却不让我们这么干。我本来可以抓住这家伙的，这个豺狼。但你却说不容许我们采取反击措施。
我们干什么呢？就等着他袭击吗？就光坐着等吗？“
内政部长叹了一口气。他曾希望从他那位秘书长那儿得到些帮助，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现在他的工作还是那样困难，他重新坐在他的书桌后面。
“亚历山大，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这样：首先，罗兰的报告所说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肯定绝对是真的。这是他自己对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话的分析，这个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向维也纳的查问，现在还正在联系。我们已经与纪博将军联系过，他说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我们仅仅知道他的绰号的外国人，要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搜捕，那是一个不现实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意总统的意见。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个‘不’字，这是他的绝对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说明现在这件事不允许公开，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搜查，除掉我们这个小圈子以外，不允许让外界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如果在报刊上公开了，总统将感到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不仅外国人要嘲笑我们，而且只要我们采取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那么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将会认为法国总统躲起来了，是为了躲避一个外国人。
“这里我再说一遍：他是绝对不许可把这件事公开出来的。”
部长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强他的语气，说：“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们在处理这桩具体事情时，即使仅仅给人们有丝毫这样的印象，人们就会动乱起来。相信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那么坚决。”
秘书长建议说：“在那些公共集会上露面总得改变一下吧？在这个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必须……”
部长打断他说：“他决不肯隐蔽起来，什么都不改变，一小时一分钟也不改变，整个事情必须全部严守机密。”
自从2 月揭露军事学校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