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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和罗丹少校在一起。罗丹这时带了一支队伍打仗，却打的是另一场新的战争。若若和他的妻子在马赛，又是恫吓又是哄骗，监督和保护着怀孕的尤莉。维克托离开马赛时，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再想打胎也为时过晚了。若若还经常指着那个下跨被打坏的家伙，威胁地劝她安下心来。其实，这个家伙现在看见外籍军团的士兵也小心谨慎了，即使碰上一条腿残废的退伍老兵也不敢惹。因此他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赚钱，而且到处钻营。
1955年尤莉生下了一个碧眼金发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过继申请。这个申请获得了批准。尤莉重操旧业，若若夫妇获得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托。在他的兵营里的床上，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他的记忆里，他所有的东西一旦为他人所知，无不被人夺去。
不过，三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群山之中进行一次持久的战役之前，随军的牧师提议他立个遗嘱。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的，因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时，他把积累下来的饷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技院里花光了，其余的东西都属于军团。
但是，牧师说，在当今的军团里，立个遗嘱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在别人的大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和杂物留给过去的军团士兵、现住在马赛的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人的女儿。后来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档案一起被归人设在巴黎的武装部队的档案库。
法国保安总局在侦察1961年的波纳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时发现一个叫科瓦尔斯基的人与此案有牵连。他的这份档案同其他许多档案一块儿被找了出来，引起了在百合门的以罗兰上校为首的行动分局的注意。他们走访了格尔茨鲍斯基夫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见过他的女儿。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子弹，被送到马赛去休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为了罗丹少校到马赛的军事法庭去作证，他是去执行保卫任务的。第一次会见时，小孩才两周岁；第二次是4周岁半。第一次科瓦尔斯基送去了很多礼物给若若夫妇。还给小西尔维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尔斯基叔叔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即使是在罗丹面前，他也没有提过。
而现在她却得了什么“血病”！
这天上午，科瓦尔斯基坐立不安。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第二次再去邮局，去收取下午来到的信件。午饭后，科瓦尔斯基到楼上去取那个装信件的铁盒子，准备到邮局去。
“什么叫‘血什么’病？”科瓦尔斯基突然脱口提出这个问题。
罗丹正在把铁盒子的链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着他说：“我从未听说过。”
“这是一种血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说。
卡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在看杂志，听到后笑了起来，说：“你的意思是说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这是什么病？”
“这是癌症。”卡松回答说。“就是血癌。”
科瓦尔斯基望着他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卡松说的话。
“上校，这个病能治好吗？”
“不能，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才读过关于这种病的一些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关于这件事，罗丹应该感到需要警惕，因为他的这位保卫人员除掉每天站着接受命令指示外，从来不知道读任何更复杂的书。而今天却会提出从什么书上看到那个名词，但他没有注意，并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因为他正等着今天下午来的信，他希望信里告诉他，“秘密军队组织”在瑞士银行的存款户头里，现在已超过25万美元了。
来信果然告诉他金额已经凑足并存入瑞士银行。当罗丹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25万美元如数转给他所雇用的刺客时，他感到很满意。他对于还缺少25万美元并不担心。戴高乐总统一旦死了，早些时候在“秘密军队组织”更为得意的时刻，为该组织提供过经费的那些极右翼实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立即拿出这笔钱来的。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这些人在他要求继续提供些经费时，借口说“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取得进展和采取行动”，使他们过去的投资兑现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将来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愿意做那些不久后将成为复兴了的法国的新统治者的军人们的后盾的。
他写完了给瑞士银行的指示时，天色已晚。但是卡松看了罗丹写的要求瑞士银行把钱付给豺狼的信件以后，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答应过那个英国人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是，在巴黎为他设立一个联络点，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法国总统的行动的最新和确切的情报，以及围绕着总统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现的变化。这些情报很可能，甚至肯定对刺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卡松推理说，在现阶段通知他钱已经转到他的名下，将促使他过早地采取行动。什么时候进行暗杀，当然由他来决定，但是晚几天并无大碍。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说，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经成功地安插了一个间谍，她已经能与戴高乐身边的一个侍从有密切的接触。再过几天后，这个间谍就能经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戴高尔将到哪里去、他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他在什么时候将在公共场合露面等等。所有这些，事先是不公开的。卡松希望罗丹把钱在自己身边多留几天，直到卡松把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告诉这个谋刺者，使他能得到情报，这对他执行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罗丹对卡松所讲的理由反复思考了很久，最后他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无法知道豺狼的意图。其实，向银行发出指示，接着再向伦敦发出一封有一个巴黎电话号码的信，都不会丝毫改变谋刺者所安排的具体日程表。在罗马的这几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他们不知道这个谋刺者早已选择好他的行动日子，并且在像钟表那样精确地执行着他的计划。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旅馆的楼顶上，他那高大的身躯就在空气调节器出口的旁边，手里握着自动手枪，在那里为在马赛生病的小女孩发愁，她的血里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记起在1960年最后一次见到若若时，这位前外籍军团土兵告诉他，预备在自己的公寓里装个电话。
当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晨，豺狼在布鲁塞尔已经离开了友谊旅馆，乘出租汽车到了古桑住的地方附近。早餐时，他曾用杜根的名字打了个电话给古桑，约定11点钟会面。他到达那里时，才10点30分。他走到街道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坐在长凳上看报，观察了半个小时。
四周是静悄悄的。他到达古桑家门口，刚好11点钟。古桑让他进去，带他经过会客室进入他的小办公室。等豺狼进去后，古桑把前门锁好，并用保险链条钩上。
豺狼到了里面，转身向古桑说：“有困难吗？”
“困难么，可以说有一点儿。”古桑似乎有点儿窘迫。
豺狼冷冰冰地注视着他，面部毫无表情，眼睛半闭着，略带怒容。
“你对我说过，如果我在8 月1 日回来，8 月4 日我就可以把枪带回家去的。”
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你保证，问题不在枪上。”古桑说。“其实枪已经做好了。
坦率地说，我认为是我所做的最杰出的成品之一，一支非常漂亮的枪。问题出在另一件东西上，那东西得从头做起。让我给你看看。“
在书桌上放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约2 英尺长，4 英寸宽，3 英寸高。古桑先生打开了匣子，在豺狼虎视眈眈下，把匣盖向后平放在桌上。
看上去像只平的托盘，被分隔成精心制作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同它所装的部件的形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古桑先生解释说。“那只匣子太长了。这是我自己做的，非常合适。”
匣子十分紧凑。在这只平托盘的上半部放着枪管和枪栓，全长最多18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检查了一下。它很轻，乍看上去像支半自动步枪的枪管。尾部密闭的枪管里有一根细长的桂。枪管尾端有一只同枪管一般大小的旋钮，栓的后半截就装在这里面。
豺狼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向逆时针方向猛转了一下，栓松动了，顺着螺纹转了几圈。他拉了一下，栓向后退了出来，露出了闪亮的弹槽，他把栓推回原位，顺时针转了一圈又平滑地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
紧接着枪的尾部下面有一个精巧的钢制圆盘。它有半英寸厚，但是圆周不到一英寸。在圆盘的顶部有个半月形的空洞，便于枪栓向后退时可以通过。在圆盘背面正中心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孔边有螺纹，似乎是为了拧螺丝用的。
“那是为枪托准备的。”古桑悄悄地说。
豺狼注意到，原来的木枪托拿掉以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是在枪统的底部安装旧枪托的地方有一条略微凸起的边。用来把木枪托固定在枪上的螺丝所使用的两个孔被精巧地堵上并且烤了蓝。他把枪翻转过来，查看了底部。在枪管的底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