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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对方封锁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荷兰人控制的生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上贡制度。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很多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和工匠北移，其影响以纺织业和金属与机件的制作最为显著。一般来说，提及荷兰共和国的书籍大多会提及莱登的毛织品。其生产额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内增加了四倍。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则是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基尔（LouisdeGeer）原来有低地国家南部的背景，17世纪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产，从此掌瑞典矿产之牛耳。又在荷兰替瑞典承造整队的战舰，全部装配妥当才开往瑞典交货。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国家北部之工商业远不如南部。阿尔瓦征营业税时，曾组织委员会估计各省工业出产品的总价格，这数字至今独在，从中可以看出迟至1570年，荷兰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兰德斯及布拉班特相比。战后形势全殊，原因并不是工业本身条件改进，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会条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业的组织系统之下，工业资本也得到特殊待遇和鼓励。荷兰在17世纪之初的工业制造仍受同业公会过去习惯的束缚，随着时代进展，这种种束缚才逐渐解除，使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牵涉千头万绪。在荷兰的历史中，连上述外交海战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工厂与工厂制度实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说，物品的分配交换超过其制造，为构成这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导因。
在资本主义展开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之际，荷兰的农业始终只居被动。还好荷兰共和国的农业、畜牧发展较谷物生产
重要。人口增加商业交往频繁之际，由外输入谷物，使农业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维持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算作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在荷兰落地生根的一大主因，而且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继续增进。剩余的商业资本立即投资于农业。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风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场、精密的工作和沼泽地排水等等新设施和新技术，也确使乡村受惠，使农业与国家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不致脱节。而这国家内部的交通也得水运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陆国家一样产生一国内地与滨海间无可弥补的大距离。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陪审员（jurors）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定的刑事案件，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更为苦楚，再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反有倒退趋势。当日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岁开始工作，夜以继日，终年累月，既无假期也无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会则有严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胁。改革的要求虽见诸文字，但还没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兰共和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她在国际间的地位，以历日上（chronological）的17世纪为最高，亦即1600年到1700年间。此后她的领导地位为英国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国家所开创的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作超时代的扩大。此外，还有诸种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伊朗在20世纪尚不能如此，遑论及17世纪之荷兰。）
荷兰之成就，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之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又吸收了大量有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兰已经在陆战时证明她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洲大陆产生大问题。她在海上的发展，却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因素。当时所产生的反响，在英国超过西葡。英国本身为海上国家，对外输出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总数75％至90％之间，如此农业又与国际贸易不可分割。17世纪英国之内战及混乱，大体由于欧洲局势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各种问题。一时诸事纷至沓来，其处置也谈不上合理。一到17世纪后期，则有如若干英国历史家所提及，这国家已“看穿了本身之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一到1700年，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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