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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得立刻就可以去奋力工作，赚钱，买空调，买房子。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花桥苑，我要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安睡的住房。人生一场，上有祖宗下有子女，总是想在人世间得到庇护，想安稳，想风雨无侵；想睡有好梦，吃有香馨，心有远意；想无论春夏秋冬的季节，都与我相好无恶，都有一份默契的亲切。在花桥苑的顶楼住房里，面对风雨侵蚀，我是一个怒而奋起的青年；也还认为这种怒而奋起，是天地正道，是人的志气。
但是，我何曾意识到，如若命运不佳，一切都不能是自己所想，最后还是落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处境，我也能够不改其乐吗？一个人，究竟怎么才算得有志气？
生活不可假设。
我们只能一边活着一边摸索；一边参悟一边改造自己。
王鸿图终于调动成功，到国税局办公室当干部去了。似乎是饶庆德教授夫人的去世，促使王鸿图痛下了决心；他坚决不和饶庆德教授耗了。王鸿图不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当教师了，他不研究社会体制了，不写论文了。他要让饶庆德教授失去敌人，看他还能怎样战斗不息？国税局是现在中国的最好的单位，还是分配住房的，住房还铺设了中央空调的，还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的，宿舍院子里还有集体食堂的，食堂还是包餐制的：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一日三餐随便吃！如果说体制优越，在国税局，那才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鸿图就是理直气壮地要择良木而栖，那又怎样？那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吗？
王鸿图说：“好吧，就算我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吧，现在我要搬到国税局去住了，要和花桥苑说再见了，我很高兴我得到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王鸿图在自行车棚和张华她们大声说笑，权当告别，这便是王鸿图的风格。
聂文彦开始收拾整理东西，从顶楼楼道上搬出来各种包装箱，里头居然还存放着八十年代时兴的麦乳精和上海蜂王浆口服液。聂文彦累坏了，却也累得笑吟吟。聂文彦坐在楼梯口，对我说：“我把顶楼的东西搬走之后，那里就归你放竹床了。别人家又不住八楼，没有资格使用我们八楼的顶楼空间。”
我打趣她，说：“我也要搬家了。”
聂文彦说：“真的？什么时候？哪里的房子？”
我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还不知道房子在哪里。但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聂文彦笑了，说：“倒是和你做邻居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邻居。”
我说：“莫愁，有的。天涯处处有芳草。”
聂文彦坐下来，用手帕扇风，认真地说：“我们要走了，我给你提一点希望好不好？”
我说：“很好。我就是想要希望。”
聂文彦用手帕打我一下，说：“严肃一点。真的。你是一个作家，还在德国开了小说朗诵会，我看你很有前途的。你家里的氛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莫要总是和张华那样的人说话；徐迪娜也不行，也还是一个小市民，充满爱心的样子很造作。”
我说：“恐怕我要辜负你的这个希望了，怎么我就是喜欢白丁，不喜欢鸿儒呢？怎么我就是觉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当然，这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市民。”
聂文彦说：“你莫和我痞好不好？你才多大年纪？你经历了多少中国的事情？你对饶庆德和老扁担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又了解有多深？”
聂文彦眼波一横，神态变得重重的，冷冷的，坐姿也调整了一下，居然有一种不怒自威了；这女人忽然就变了，并不只是我平常认识的那个中年妇女了。
果然，聂文彦说了一番非比寻常的话。聂文彦说：“中国曾经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聂绀弩，想必你是知道的。你可知道他是我们湖北京山人？湖北京山就是我的老家，聂绀弩就是我本家的一个爷爷。他是才子，又是革命先辈，学问渊博，人品高洁，是我们家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的榜样。可是，1955年，牵涉胡风反党事件，挨整；1958年，被划右派，劳改；1967年‘文革’被划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坐大牢。最后虽然得以平反昭雪，哪里还有元气起死回生？当然出狱之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是大才子大意了，若是懂得小处见大，及早认识中国现实和种种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悲惨。”
我自然是目瞪口呆了。聂文彦看着我，眉眼里有慈悲，循循善诱地举例说明中国文人的悲剧。她说：“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就在互相掐了。1949年，聂绀弩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山呼》，面对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诗人很冲动和感慨嘛，因此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的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地主已经没有了。’马上就遭到了批判，一个年轻诗人，说这首诗歌，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还有思想上的毛病。而不久，这位诗人的一首诗歌，又遭到了别人的批判，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的诗写道：‘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都是由于你的力量。’批判的理由是你太狂妄了吧？党是太阳你就是星星了？”
我不禁叫起来：“我认识这位诗人啊，他人很好的啊！他这句诗也不错啊！”
聂文彦说：“他的诗是不错，可是被其他文人一分析就出了错，因为党是太阳我们只能是小草，最多也只能是花朵；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啊。聂绀弩的诗难道就大错了吗？”
我又是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聂文彦了。聂文彦无奈地轻轻摇头，说：“你不能理解和相信这样一些细节吧？可惜这不是小说，就是中国的现实；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你以为我们与饶庆德仅仅只是一己私怨吗？你错了！你以为我过于警惕他人吗？你错了！你是没有真正懂得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害怕。我是真的替你担忧啊！”
我再也不敢嬉皮笑脸了。我一腔由衷的谢意，却不好意思说“谢谢”了。
聂文彦一席话，令我对她刮目相看。我的隔壁邻居，一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却是著名诗人的后代，心中藏满历史风雨与处世哲理；民间处处，真是藏龙卧虎啊！我轻浮浅薄，小觑他人，也算自取其辱了。聂文彦这般待我，实在是有慈悲之心；在人情淡漠的今天，我得万般珍惜；文坛前辈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万般珍惜。我是小市民，就好好地生存于市井之中吧，好好地靠劳动过活吧；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战而胜；即便命运让人穷困潦倒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中国的为人处世，原来却足这么的不单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玄虚，一定要把直线型的生命，开放成一朵重瓣的花，好比洛阳姚黄牡丹，瓣瓣色色，重重叠叠，哪里都是春。
2001年年底，老扁担回家过年了。之后，却没有再来。老扁担去世了。他的儿子来了，模样与老扁担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只是皮肤舒展，笑意轻率，年轻许多。年轻人挑了老扁担的箩筐，坐在了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老扁担的去世，没有详细过程。任人怎么询问，也没有详细过程。就是老扁担有病，长年过度劳累，早就是一身的病；大年三十，吃了年饭就倒头睡觉；初一早上没有起来，一看已经死在床上了。年轻人叙述他父亲的死，好比叙述春种秋收，是一桩大自然的事情：人老了，又穷，又累，又病，熬不过去，便死了。
张华很生气，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话也说不好？”
年轻人便怯怯；再叙述，还是大笔书法，寥寥飞墨；看似薄情，却也自有乡下人的拙朴大气；人死如灯灭，灯灭了，他的那一个世界就黯淡了，消失了；活着的人，还能怎样？
只有老扁担的围巾，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
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长围巾；于是老扁担也就给自己弄了一条长围巾，长年地戴着，还要求他死了以后给他陪葬。老扁担古怪行为，在乡下十分扎眼，惹得村里人人嘲笑，他的妻子为此与他多次大吵大闹。老扁担去世以后，他妻子立刻将那条围巾拆了，让媳妇给黑泥鳅织了一件毛衣。
这真是尘归尘，土归土，绒线归于毛衣，温暖归于孩子；童话是凄凉了一点，倒也挺好，老扁担的围巾，也不可能有，更合情合理的结果。老扁担的围巾，不是妻子、爱人、相好织的，是他自己；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与女人有关系，那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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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老扁担的围巾，在我们这里，便是不可以嘲笑的了。老扁担孤身一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若实在活得一无所有了，也许就是要依靠一点信。信一点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前后，我祖父的家道，已经落魄得无可奈何了；十二个子女，死的死，枪毙的枪毙，遭横祸的遭横祸，只存活了三个；屋子失火，箱子失窃，刚刚在乡下置买的田地，必须全都放弃，不然就会被划成很坏的阶级成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家祖母，还是和了黄泥巴，捏了一个土地菩萨，顿在
灶头；只要家里揭得开锅，全当是在香火供奉。再穷的日子，再背的时运，心还是要往一处寄托，以便获得稳妥安静。人能够稳妥安静了，就大方了，喝稀粥吃咸菜，也十分泰然，不觉得颓废潦倒。我的记忆中，还有我祖母的印象，那时她早已过了古稀高龄，模样与家里那尊百子罗汉一样，胖胖的，瘪瘪嘴，总是一张笑脸；夏夜乘凉，喜欢把衣服脱了，露出背来，叫我们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