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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要符合经济科学的三大逻辑！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我们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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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还会引起种种异议的枝节问题撇在一边，立即转入问题的核心。理论告诉这位作者，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成正比，而经验却告诉这位作者，在平均利润率已定时，利润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成正比。法尔曼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润只是一个习惯现象（他的意思是说，利润只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且和这种社会形态同生共死）；利润的存在只同资本联结在一起；当资本强大到足以获得利润的时候，由于竞争，它就只好为自己获得一个对一切资本来说都是相等的利润率。没有相等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生产形式的前提下，在利润率已定时，每一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量，只能取决于他的资本的量。另一方面，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构成的。在这里，在数量上取决于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又怎样转化为在数量上取决于所需资本量的利润呢？
“这只是由于：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最大的一切生产部门，商品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也就是说，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c：v最小的那些生产部门，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只有在那些c和v的比率代表一个平均数的生产部门，商品才按照它们的真正价值出售……各个价格和它们各自的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是对价值原理的否定呢？绝对不是。因为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时，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就按相同的程度降低到价值以下，所以价格的总额仍然和价值的总额相等……‘归根到底’这种不一致就消失了。”这种不一致是一种“干扰”；“不过，在精确的科学上，人们从来不把可以估计到的干扰看成是对一个规律的否定。”
我们把第九章的有关段落同这一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法尔曼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这篇如此重要的论文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却证明，法尔曼甚至在这种发现以后，仍然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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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人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总是害怕碰钉子。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及其门徒不怕碰钉子，因为他们总可以在他们所把持的所谓的一流核心刊物上相互吹捧他们的胡说八道。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法尔曼使他的发现处于不完善的形式，而且是他对于马克思的叙述的理解和他自己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对这种叙述提出的一般批评，具有不可否认的缺陷。
凡是有机会在难题面前出丑的时候，总是少不了苏黎世的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先生。他告诉我们说（《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2卷第352页及以下各页），整个问题要由相对剩余价值来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相对增加为基础。
“不变资本的增加以工人的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但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增加（由于使生活资料便宜）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所以，在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中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部分之间就形成直接的关系。不变资本的增加，表示着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因此，在可变资本不变而不变资本增加时，剩余价值必然增加，这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在第一卷的上百个地方说了正好相反的话；尽管这种断言，即硬说马克思认为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成正比，令人如此吃惊，以致无法用任何议会辞令来形容；尽管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写下的每一行都证明，无论是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他既毫不理解绝对剩余价值，也毫不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尽管他自己也说：
“乍一看来，好象在这里我们真是处在一大堆的不合理现象中”，
顺便提一下，这是他整篇文章里唯一的一句老实话。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天才发现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不禁要为此而给马克思以死后的颂扬，并且把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这一派胡言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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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多么深刻多么有远见”！
但是，接着就更妙了，沃尔弗先生说：
“李嘉图也曾断言，相等的资本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同样，相等的劳动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按量计算）。问题是：一个怎样同另一个协调一致呢？可是马克思不承认问题的这种提法。他无疑已经（在第3卷中）证明，这第二个论断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它甚至同他的价值规律相矛盾，因此……应该干脆推翻。”
于是他要研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马克思。当然他不会想到，陷在错误当中的是他自己。
如果我对这番高论哪怕再多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侮辱我的读者，就是没有完全看透这种可笑的场面。我只补充一点：他过去曾经大胆地说，“马克思无疑已经在第三卷中证明了”什么，他现在又同样大胆地乘机散布一种所谓教授中间的流言，说什么康拉德·施米特的上述著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下”写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啊！大概在您生活和活动的那个世界里，公开向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答案私下告诉自己的朋友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乐于相信，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这一篇序言可以向您证明，在我来往的世界里，人们是不需要干这种卑鄙的勾当的。
马克思刚一去世，阿基尔·洛里亚先生就赶紧在《新文选》杂志（1883年4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首先是错误百出的传记，接着是对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批评。在那里，他以这样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巨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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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同一个洛里亚先生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居然把他在1883年曾经如此完全并如此有意地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宣布为自己的发现，而使同时代人大为惊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那里已经被降低到十分庸俗的水平；而且历史的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应当犯的错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这本书证明，政治状态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作出的。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大摇大摆地自称是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但是，这不过是洛里亚先生的手法的一个小小的标本。他还向我们保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等等。他用一系列类似的无耻谰言欺骗读者，要他们相信马克思也是象洛里亚一样的野心家，也象这位帕多瓦的教授一样，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舞台效果而玩弄同样小小的下流的骗人花招。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洛里亚先生。在这样干了之后，他现在可以向读者泄露一个重大的秘密了，同时，他也就使我们回到利润率的问题上来。
洛里亚先生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在这里把它和利润等同起来）的量，取决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但是，这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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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总资本。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第1卷第11章），并且承认，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要自己的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关于这个续卷，洛里亚以前已经对他的读者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没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现在他扬扬得意地喊道：
“可见，我过去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过，马克思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但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这样说来，现在谁要是不相信马克思和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一样善于玩弄科学骗术，那他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在洛里亚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同利润率普遍相等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相容的。现在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