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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却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把有知识的人不是当作财富，而是当成坏人看待。
“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语。红四方面军中原来
也有一些戴眼镜的，有的领导人的眼睛还近视得厉害，但有许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镜，怕被说
成是知识分子。只有极个别领导人才敢戴眼镜，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识分子。
后任金川藏族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本是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长征结束之前也只好说自己是初
小毕业，怕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声明自己是初中生。
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因负伤眼球被摘除了一个，戴了一副眼镜。所以，他立刻遭到了
有些人的谩骂和讥笑：“这个姓刘的，戴个眼镜，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屁！”
张国焘的心情自两个方面军分裂后也很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警卫排撤离川陕根据地时
抓了一只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欢它，张国焘有时也来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么
跑到了张国焘的屋内把东西翻乱了。张国焘回来后一看，火冒三丈，连声责问：“这是谁搞
的？我枪毙了他！”
“是小猴子。”警卫战士胆颤心惊地回答。
“把它给我绑来！”张国焘大发脾气：“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
“砰……砰！”４声枪响，小猴子被张国焘打得脑浆飞溅。
张国焘这一“杀猴给人看”的做法，使在场的警卫战士个个冷汗直冒。也恰在这时，阿
坝出了件朱德的坐骑被抢事件，到处都在传说是张国焘指使其交通队化装成藏族武装匪徒，
把朱德的马抢走后杀害了。
朱德的坐骑是匹大青马，是过雪山后不久陈海松送的。陈海松是红９军的政委，这位时
年仅２１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他１６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１７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
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军政委。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他
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朱德原有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朱德。
本来送坐骑和驮马给中央红军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是件很普遍的事，如本卷书开篇首章
所述，李先念送大青骡子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驮马给毛泽东，送毛驴
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政治问题，可单单陈海松送马给
朱德这件事连锁引出许多怪事来。原来是红９军内部出了问题，该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一直
都在嫉妒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的谢富治比陈海松大５岁，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但
他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也就低一点。为此，谢富治多次在张国焘面前诋毁陈海
松，想取而代之。过去张国焘对谢富治的“反映情况”并不在意，知道谢富治的别有用心，
可在从噶曲河回到阿坝后，觉得应该对陈海松“教训”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长是我看着你才
到今天这个样的。你的军政委正好有人想干呢！”张国焘训斥陈海松，意思是警告陈海松不
要靠错了“大树”。
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
讽和其他军领导的围攻，却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２１岁的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
争的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哄，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
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
国焘过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
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陈海松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朱德在这时
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
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
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大青马……”从来就不会撒谎的陈海松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
了几下口，终于大着胆子说出：“总司令，实在对不起的是我们。你的大青马，我查清楚
了，是我们军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让他们牵回来。”
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
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
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如此一手，既可诋毁陈海松，
又可赢得张国焘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大青马怎么也躲不过的厄运。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
直是个谜，直到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从普通战士到张国焘全部去世仍没有一个人承认此事是
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９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
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如王树声等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
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
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
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
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
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为什么说朱总司令的马是王树
声的交通队劫杀的？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第一，那匹马的皮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
的。朱总司令的马是陈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党校整风
时，我揭发过这件事。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在宣化店突围时，我们干部队跟着王树声那个纵
队，在房县他骂我不该在延安给他提意见。”
但据红３０军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
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他回忆道：
“在阿坝住了三四天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后半夜，突然听到总部那边响起一阵枪声，不
知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打电话问，未打通，但根据枪声判断，不像是自己人打的。于是，我
们交通队和保卫队的同志都立即戒备起来。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少数民族
的反动头人纠集一股武装匪徒，抢走了总部的两三匹马，据说其中有一匹是朱总司令的坐
骑。早晨６点钟左右，总部直属队又电话通知我们，说阿坝北面将有故骑兵袭击我们驻地，
命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接到命令，我便率领交通队和保卫队的４个排，携带长、短枪和冲
锋枪，在阿坝北边约１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摆开了打骑兵的阵势。……经过两次打击，敌人
才逃窜了。１９３６年６月，红军第３次过草地。这时，我在红８９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
途中又调到总部高干政治训练队学习，从刷经寺一直到甘肃的岷州，都是跟着总部机关直属
队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但从未听说过朱总司令的坐骑被杀
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后来的批判张国焘错误时谈自己的看法说：“据了解，在阿坝时朱总司
令的坐骑确实是在一天晚上的后半夜被抢走的，抢走的还不只一匹，而是两三匹。听枪声不
像是我们自己人打的枪。并且在第二天上午，我亲自指挥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和保卫队与
敌人骑兵打了一仗，打死了敌人几个骑兵。从这方面看，也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抢的。可能性
大一些的是当地反动头人纠集武装匪徒抢走了朱总司令的坐骑。”
朱德的坐骑被抢走了，这究竟是不是张国焘指使人所为，已成了历史悬案。反正朱德的
战马是被抢了，朱德在阿坝之后只好换乘一匹骡子。可是不久，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阿坝接
着发生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一群伤病员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骡子的事，这是历史事实。当时
在总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忆道：
“一天上午，一群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的喊着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口
号，气势汹汹地涌到饲养班，在马厩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骡子。有的人还
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我们说：朱总司令年纪这么大，还经常和我们总部机关的年轻
人一起，艰难地迈着步子走路。康克清同志是我们一局的指导员，行军中走前顾后，总是热
心地照顾大家，我们科长边章武同志在江西、湖南行军中一直生病，康克清同志安排担架抬
着他走，而她自己却从来不要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照顾。给朱总司令驮行李的牲口，她常常用
来驮伤病员，她总是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走路。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朱总司令让一个
同志来到马厩，对那些伤病员说：‘朱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
献，骡子就给你们骑吧！’说来奇怪，原来吵吵嚷嚷的一群伤病员，听了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