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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发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而清廷统一蒙古各部后，取消了各封建主和汗原有的诺颜等称号，参照满族官秩，分别给蒙古封建主及黄金家族的成员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还下设一、二、三、四等台吉。非黄金家族的封建主及贵族成员则封为一、二、三、四等塔布囊的品秩。按照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等级的俸银、俸禄、随丁及各自等级标志的服饰。
蒙古诸部在捐输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词延宕，但俸银、俸禄却还要得勤快，又给清廷背上了一个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而蒙古诸部态度转变更为明显的是开始违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经济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清廷却从抑制蒙古经济的发展和掠夺蒙古经济等目的出发，制定了封禁制度，让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这自然会招致不满，在满清强大时，蒙古诸部还不敢违抗，但此时却已经不太把满清看在眼里，或者说蒙古诸部对明清战争的胜负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评估，不再把宝押在满清身上了。
这样的内外倾向是危险的，特别是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苏克萨哈曾提出过倾力一战的想法，但却被否决了；他也曾赞同过迁都，回到龙兴之地喘息的议论，更是被无情斥责。
在苏克萨哈看来，调集精锐，哪怕是京师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场大胜，那人心也会大大扭转；若是败了，那便劫财掠民退回辽东，与明朝打持久战。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还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辽东的气候、地形，更有与明朝耗下去的资本。
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比现在这种硬撑下去要好。空耗实力，却又无决战一场的意志；分兵驻防，又显得处处难守。时间一长，人心更乱，财政更紧，更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输——”鳌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悦地说道：“数目太少了，如何影响其他商人？”
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满清的八大蝗商）。
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其实，早在满洲人入关前，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起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军事情报，搞起了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特别是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时，彼一时。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是先盯上了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们进行带动。转而从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财富，以便支撑这场在他们看来，还未失败的战争。
“倭国幕府在南京陷于贼后，便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终止了贸易。”苏克萨哈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损失很大，这个时候——”
“现在是有所损失。”鳌拜不为所动。冷笑着说道：“以前呢，对日铜贸易那可是暴利，他们赚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过于贪婪，处处伸手，竟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承包了对日铜贸易。当时的清廷在国内禁止采矿，进口铜业自然是暴利产业。
但在明军光复南京之后，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 打压缙绅
明亡于清，原因很多。但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子一中秀才，便有两百亩免银田，投靠者趋之若鹜，有些则卖人情包揽亲朋故旧之田。江南历史上拖欠钱粮之因，与士风有颇大关系，那些士大夫虽不如此张狂，但比之普通士子却更有力，特别是身占朝籍之人，礼抗官府，私下里却田连阡陌，华堂美宅，广蓄家奴……”
朱永兴一回到南京，便在早朝上表示了对“国家养士”制度的不满。有些臣下并不知道这是他久以有之的改革措施，还以为他是在杭州时因见富豪士绅沿湖围田，官府欲疏浚却面临阻力，而大发雷霆。
“或给粮，或给银，独不予赋税之惠，以绝其损国肥私。”朱永兴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宗室藩王亦是如此，发放俸禄而不予封地，并可间接参合五民之业。”
若是连宗室藩王都不享受赐田免赋的待遇，那些士子也就少了物议。至于参合五民之业，也是让宗室藩王慢慢能够自食其力。当然，宗室藩王若涉足工商，极可能会利用权势和影响，损害工商界的公平性。所以，朱永兴决定在宗人府中成立一个投资部门加以管理，或投资商团，或投资其他领域，杜绝宗室藩王的直接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乱轮回，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土地的再分配。每每安定之初，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百姓的生活在轻赋薄役之下，尚能安居乐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大贵族、大富豪、大地主。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日苦。到了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又一轮战乱的开始。
所以，朱永兴便要在此时土地充裕，兼并尚未大规模开始时，尽可能地限制一些特权阶层。士绅是。宗室藩王也是。
当然，朱永兴知道所谓的“均贫富”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现在他划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但越往后，贫富的差距便会拉大。因为人人是不同的，体力、智力、勤懒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人及家庭的发展。
贫富差距不可消灭，而且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杜绝的是某些人利用漏洞而投机取巧、不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