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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也能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诿过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饥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
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 坦诚相待
既是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可称之为革命，但不同于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场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而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再说崇祯，朱永兴同情是有，但并不认为是一个明君。甚至对他颇多鄙薄。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是毫无用处。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与其说崇祯是有魄力，倒不如说是魄力用错了地方。在国家暴力机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绅无所动，偏要为难那些受灾的老百姓。要说富豪士绅能量大，可还能抗过刀把子？加税征粮，不服就抄家，损有余而补不足，应该不比动用大军前去镇压民乱代价大吧？
其实，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
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
而“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也是崇祯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当然，明亡不能归罪于崇祯一人，但作为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出现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状况，他难道没有责任？为了平辽，屡次加征，要饿死数百万人，却还无法阻止鞑虏五掠中原，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皇帝，身死社稷，算是一个悲剧英雄。但这不意味着他一定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皇帝。就象一个好皇帝未必是好人，一个好人未必是好皇帝一样。客观完整的评价一个人，既要看到他的优点，也要看到他的缺点。
南明尚有中兴之机，大明到了崇祯手中，固然是一个烂摊子，但形势还能坏过大半国土被占的永历年间？人们对崇祯寄予无限的同情，就如同对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的死一样。
“滇人如丧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军民无不悲悼”，“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天地昏黄，士民相走，哭于道者不绝”……
其实呢，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永历也不是一个能在乱世中挑起重担的英武皇帝。虽然他个人的一些品行，与崇祯一样，颇为人们所称道。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光有优秀的品德是远远不够的。而好心办坏事，与坏心办坏事，在结果上也没有什么不同。
朱永兴娓娓而谈，当然不是上面所说的全部内容。但中心思想是明确的。如同崇祯和永历所下的“罪己诏”类似，朱永兴并不讳言明末政府的失职失责和失误，但也没有大肆夸奖“闯王”干得好，干得漂亮。
夔东诸人都在用心地听着，“闯贼”这个记号烙在身上，“甲申之乱”逼死崇祯，是他们始终怀有疑虑，始终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朱永兴却自始至终没有用过这样敏感的字眼。而痛陈明末弊政的话语，又似乎在为他们造反而进行开脱。戒备、紧张的神情慢慢舒缓，朱永兴这样坦诚己见，让他们多少感到了岷殿下与以往朝廷官员和永历皇帝态度的不同。
“……自孤出缅入滇，便决心将以往的历史翻过去一页，团结依然矢志抗清的志士仁人，驱除鞑虏，兴复华夏。”朱永兴伸手挨个指过去，“待中兴大业完成。你们都是功臣，功臣自有功臣的结局。”
停顿了一下，朱永兴继续说道：“你们都有一个底线，那便是绝不会向鞑虏投降，正因如此，你们会始终忠心朝廷。这一点。以前的朝廷官员不明白，圣上也不明白，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来阻止你们背叛。但孤知道你们的坚持。知道你们的底线，知道你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你们呢，你们觉得孤可以信任吗？愿意做兴复华夏的功臣吗？愿意随孤王打出一个新天地吗？”…
临国公李来亨率先站起，目光所及，其他人也起身而立，然后随着李来亨拜倒在地。
“殿下英明神武，仁厚素著，今日之肺腑之言，末将等感激涕零。”李来亨代表众人慷慨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