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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代我发问一般地向胡秋帆说：“汪镇武向这姓察的所说的几句话，果真很值得注意。以前我们只听死者的表弟杨伯平一面之词。他所说的汪镇武到傅家去寻衅的经过，还是间接地听邻居们说的，实际上算不得凭证。现在这蔡着访的话，比较地直接些，当然可以算凭证了。不过我们辨味这几句说话的口气，似乎只有警告恫吓的意思，不能就算做他行凶的根据。是不是？”
胡秋帆辩道：“不错。但我们尽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想。我们知道镇武是个军人，习惯于军队生活。性情当然比寻常的人刚狠、他起初也许只想警告恫吓，但从恫吓而变成事实，只在一转念间。他或者为着傅祥鳞的避而不见，使他越发恼怒，便定意下这毒手；或是他因着时间的迫促，没有闲工夫和祥鳞作和平的交涉，便发个狠干脆地把地刺死。这不是都可能的吗？”
霍桑静静地寻思了一下，方才答道：“你的理论姑且算它成立，但事实方面怎么样？”
胡秋帆高兴地答道：“那也不难推想。你既然说你确信那一张紫色的信笺是他妹妹玉芙的笔迹，那末我们便可以假定这封信就是镇武叫玉芙写的。他把这封信做了诱饵，将傅祥鳞引到那约会的地点，随后就把祥鳞刺死。事成以后，他又为卸罪起见，就移尸到许志公的门外去。因为祥鳞和志公有仇，江湾镇上知道的人很多，镇武就乘机利用。还有那把的刀我们已经鉴定是德国制造的，明明是一种军用品。这岂非也是一种铁证？”
这见解党和我不谋而合，我不免暗暗高兴。但刚才我表示以后，霍桑还没有机会答辩。这时他果然开始辩论了。
霍桑说：“虽然，这里面还有些说不通。照你的话，这件事是他们兄妹俩通同干着的。如果这样，镇武固然不赞成玉芙和祥鳞的婚约，玉芙本人当然也应赞成悔婚的主张了。但刚才我听玉芙的口气，恰巧相反。伊是不赞成伊的哥哥的主张的。伊坚决地要嫁给祥鳞。难道伊当面说谎？好，再退一步，即使我的观察是错误的，伊真和伊的哥哥有同样的意思，那末退婚的事，现在社会上非常时髦，尽可用正式的手续，原也轻而易举。他们何必干这冒险的举动？这一点岂不是有些说不通？
胡秋帆反辩说：“那末，伊妹妹也许不曾通同，这封信是镇武用了什么方法骗出来的。这一来不是合符了吗？
我又不禁暗暗地点头。胡秋帆的另一个见解，竟再度地和我不谋而合，我瞧瞧霍桑，他低沉著头。他虽不一定已给说服，至少他的思想已有些游移，因为他不曾立即抗辩。
霍桑顿了一顿，才改了语调说：“那末，汪镇武昨天什么时候离去这里，现在已是一个重要问题了。”’
胡秋帆把眼镜推上一些，兴奋地点著头。“霍先生，这一点我也想到。刚才我已经派李巡长到车站上去探听，有没有人瞧见他上车往上海去。他是穿军装的人，人家容易往目。我想总可以查明白。还有迎月桥的地点，我也准备亲自去查勘一下。
胡秋帆说到这里，忽有人从办公室的门外接嘴。“区长，你不必去了。我已到那里去瞧过一回哩。
那个带着得意声浪踱进来的就是胖巡官陆樵竺。陆樵竺单独地在外面“调查”，可见他的工作一定很积极。这时候他的声音姿态都显示他也带来了什么消息。陆樵竺坐定以后，胡秋帆又先把他刚才发表的事实和意见，约略地说了一遍，接着便问陆樵竺在迎月桥勘验的结果。
陆樵竺翘翘他的大拇指，说：“这条石桥本是江湾镇上的古代建筑物之一。桥面很阔，四面的风景又很好。石栏是楼花的，游人们可以坐息。那里的地点非常静僻，在夏天的晚上，常常有少年男女们在那里乘凉密谈。这地方确是一个很好的幽会地点。所以我刚才一看信笺上的语句，便深信这地点确有犯案的可能。可是我到了那里，仔细查验了一回，并不见什么迹象。死者并不曾流血，血迹当然不容易找到。但侨魂下的泥地上面，也没有争斗的迹象。连皮鞋和橡皮套鞋的足印也找不到一个。好像昨夜里下雨以后，那桥上还没有人经过哩。
霍桑问道：“这条桥谅必是不能通汽车的。但桥的附近可有汽车路？
陆樵竺答道：“汽车路离桥很远，但立在桥面上远望，也可以瞧得见汽车的来往。”他顿一顿，点点头，忽似想起了什么。“唉，说起汽车，我已经去调查过三辆——一辆是赛马场的，一辆是电报局的毛局长的，还有一辆是镇上孙律师的——可是都没有邓禄普车胎。
霍桑点点头。“唔，那末你在桥近边的汽车路上有没有找到可疑的车迹？
陆樵竺摇头说：“车轮痕迹是有的，不过太杂乱，瞧不清楚。所以汽车的问题也不能从那里证明。
胡秋帆寻思道：“我想约会的地点虽在迎月桥，但犯案处不一定就在桥边。汪镇武尽可预计死者必须经过的地点，悄悄地伏着，等到祥激经过，便乘他不备下手。那一刀又是非常猛烈的，祥城一定也来不及抵抗。所以争斗的迹象，事实上原是很难找的。
那胖子的肥头晃了一晃。
他说：“据我看，汪镇武的嫌疑还不能够成立。”’
胡秋帆忽旋转头来，呆住了瞧他。胡秋帆本是陆樵竺的直属长官，现在陆樵竺竟公然反对他的见解，他当然有些不大愉快。但是陆樵竺的急性率直的脾气，他一定也素来知道，故而他只皱了皱眉，并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
他问道：“你说汪镇武的嫌疑不能成立，有什么理由？
陆樵竺答道：“我瞧傅祥鳞的尸体，所以在许志公的门前发现，一定是有特殊作用的。最显见的，就是移尸嫁祸。但汪镇武和许志公并无宿怨，为什么要去害他？
胡秋帆说：“我以为移尸的举动，目的只在卸除凶手本身的罪，不一定有陷害的作用。他只希望他的卸罪的企图能够圆满成立，害人不害人是另一问题，他当然顾不到了。
我对于这一点本也同意，但我记得了霍桑的批评，陆樵竺的说话也不能轻视。我期望着他的进一步的见解。他的不服从的态度，这时又不禁在他的词色上流露出来。他又把他的肥满的圆颅晃了几晃，便短兵相接似地继续驳法。
他说：“如果照你的说法，他也太耐烦了！他是个军人，军人的脾气大半是干脆爽快的，犯了法也不会拖泥带水地作卸罪的打算。还有一点，这件案子中还关涉一辆汽车，霍先生也早已承认了。假使是汪镇武干的，一时间他又哪里来的汽车？
胡秋帆自然不肯马上服输。他又辩道：“这个也容易说明。这案中也许根本没有汽车。许家篱外的汽车轮的痕迹，只是偶然的巧合罢了。
陆樵竺仍署着嘴唇，连连摇头。他摸摸自己面颊上的厚肉，似乎要继续辩驳，忽见那个穿黑制服的李巡长走进来回复。
他向胡秋帆报告。“我问过车站的王站长。他说昨天午后六点四十五分的一班火车，确有一个颀长的穿黄色军装少年军官附车往上海去。这个人的身材面貌，我也问过，的确是那个汪镇武。
这消息又助长了陆樵竺的辩驳资料。他在那巡长退出去以后，竟拉著调子唱起来。
他似讥似讽地说：“我早知道他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怎么样？他既然在傍晚时就上上海去了，怎么再会在这里干杀人的勾当？他不会有分身术罢？”
胡秋帆似乎耐不住了，两只眼睛近乎圆睁。论理，理论上的辩难原不应分什么阶级，不过陆樵竺的态度太使人难受，胡区长的反应也未免过火。
胡区长况下了面孔，冷冷地说：“我认为他这举动无非是掩人耳目。江湾到上海有多少距离？汽车和黄包车只须几分钟都可以到达。他六点钟到了上海以后，难道不能在九点钟再悄悄地回转来？……樵竺，你别固执！我觉得这个人不能轻纵。现在我得想一个方法，把他追回来才是。
他说完了站起来，悻悻地走出办公室去二僵局在“不欢而散”的状态下解除了。霍桑也立起身来，打一个阿欠。
他向我说：“包朗，我要出去散一散步哩。
五分钟后，办公室中冷清清地只剩我和陆樵竺二人。先前的一番热烈的议论，无结果地消散了。
我烧了一支烟，默默地寻念。这种疑难的案子，侦查时若能群策群力，能否水落石出，还是一个疑问。现在的＿光景，彼此似乎闹起意见来了。这岂不可惜？人类本是感情动物，有时候因着先人的成见，动了感情，理智力便会失却驾驭。于是大家便抛弃了是非，意气用事，两不相下；事实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这固然是一般人类的弱点，但我国人犯这种通病的更多。所以大而政治，小而社会团体，合作的精神，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对于这案子自信毫无成见，只须理论不偏，合乎情理，不拘哪一个人说的，我都可以接受采纳。那胡秋帆的推想本来很近情的。可是他因着被陆樵竺一驳，似乎觉得丧失了他的长官的面子，分明已动了意气。陆樵竺的勤奋勇敢固然可取，但他的措词和态度也有加以修正的必要。现在因著彼此修养上的欠缺，形成了一种“私而忘公”的尴尬局面，用一句外交词令，那委实是非常遗憾的。
陆樵竺也靠住了沙发的背，摸出一支纸烟，一边吸着，一边也默默地沉思。一会，他向我笑了一笑。他似乎已觉察了我心中的感想。
他说：“包先生，你用不着诧异。这是我们区长的脾气。有时候他嘴里虽不佩服，心里却一样会承认的。等到他自己碰鼻子不能转弯的时候，他自然会走回头路。”他吸了一口烟。“我只着眼在事实，不管什么权势和地位。我自信我的眼光瞧到了焦点，我也决不让人！
我作赞同声道：“这就是科学态度，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眼前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