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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有一辆，但去年出车祸时被撞得粉碎，就剩俩破轮胎和一个发动机了。
“你还会出车祸，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
“要是没毛病就好了，”他指着香烟盒说，“西柏坡？是不是在你们唐山？你上你的班，我骑摩托去西柏坡玩半天，晚上再找你喝酒。”
我说西柏坡在石家庄，离我们这里有千把里地。
“那很近啊。骑摩托大概四个小时就能到。”
我耐心地告诉他，坐特快火车到西柏坡也要五个小时。去那个革命圣地要经过天津、廊坊、北京、正定、保定、巨鹿，再说了，高速让骑摩托车吗？
“能行。”他满有把握地说，“我在大连就常常上高速飙车，最快时二百迈也有了。我去沈阳都是骑摩托，尤其是晚上飙车，车少，特别爽，我从不戴头盔，戴上头盔就看不到星星，也听不到滨海公路旁的涛声。”他似乎留意到出租车司机抿着嘴窃笑，他安静下来。七个小时的旅途终于让他彻底放松了。他的头仰靠着座位，眼睛盯着车棚。
“你结婚了吗？”
他说：“两年前就结了。”
“有孩子了吗？”
他说“没有”，他笑着解释，他老婆总共怀了四次孕，但每回都是五六个月时，闷死在子宫里，“如果他们还活着，最大的那个，应该都会跑了。”
。
我觉得我该安慰安慰他，可他没有丝毫沮丧或者忧伤的神态，他看上去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没孩子好，离婚方便。”他盯着我，“结婚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以后是不结婚了，不结婚，有些事情能解决得更方便。你们这里的小姐便宜吗？我昨天晚上包了个鞍山的，一小时一百五。她叫得真干净。天……三哥，那些蜜蜂。看，蜜蜂。”
我朝窗外看去。一堆黄云正沿着高速公路上空流淌，在耀眼的阳光下它们仿佛是块液化了的金子。它们流动的速度一点不比我们的车缓慢。隔着玻璃窗我们能听到那种巨大的翅膀急速振动的声响。后来连车玻璃也随着声响开始共振。它们飞得越来越低。我们屏住呼吸，浓烈的花香已经弥漫在空气里。
4
到达小镇，已经是中午一点。我带老四去了快餐店，找临窗的位子坐下。天气很热，座位旁边刚好是台柜式空调。我要了两杯扎啤，一盘红烧泥鳅，一盘香菇鸭片和一盆牛尾汤。老四盯着窗外的小商贩发呆。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周虹来访，我们来的也是这家快餐店，坐的也是临窗的座位，我们也要了两杯扎啤，甚至那天点的菜和今天的也完全相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有些不安起来。
他或许真的饿了。上大学军训时，他一顿早餐就能吞掉五个花卷。现在我盯着他在五分钟内干掉了一扎啤酒，吃掉了四条泥鳅，啃掉一节粗壮牛尾。他吃泥鳅的方式很独特：他揪着泥鳅尖细的黑色头颅，牙齿间轻巧地一撸，等牙齿咀嚼时，他的手指间只捏着条长骨刺。有那么片刻他望着手指上的鱼骨不知所措，像不相信那是他吃剩的。他乜斜着我，咧嘴笑了笑。我很欣慰他这么能吃能喝。我想起来这个经常失恋的家伙，每次和女人分手后，自己喝斤“烧刀子”，床上滚一宿，翌日起床他就会忘了那些应该忘记的人。他一直是个聪明人。
“这是我的离婚协议书，”他犹豫着从公文包里掏出张纸片，“她不肯签字。她就是不肯签字。”他的手指搅拌着杯子里的啤酒，间或将手
指头塞进嘴里，婴儿那样吮吸着。
我留意到一只蜜蜂停驻在玻璃窗上。它圆润的小腹晶莹剔透。我突然想起了高速公路上的那群蜜蜂。它们到达小镇了吗？
“我们结婚两年半了，这张协议我签了两年零五个月。我就等着她心甘情愿地签字。我不想逼她。”
我突然想点根香烟。我对这样的谈话缺乏兴趣，但我必须流露出那种渴望倾听的欲望。而这似乎颇为重要。可为什么这些失去联系十多年的人，在这个秋天，千里迢迢跑到小镇和我喝酒？他们只想暗示我，他们过得多糟或者多好？他们以为我比他们活得多好或者多糟？那天，周虹在酒桌上提到了她丈夫。她说，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儒商是业界天才，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公司，身家逾亿。她说话的口吻并没有炫耀的成分，她只是把这个事实传递给我，是的，她只是让我和她一起骄傲。在旅馆里我们吃了很多芒果。她用瑞士军刀把芒果切成薄片，递给我时她犹豫片刻，后来，她走过来，对我说，张开嘴。我就张开嘴。她说伸出舌头，我就把舌头伸出来。我为什么要张嘴，我为什么要伸舌头呢？我不仅张开了嘴，伸出了舌头，还把芒果片小心着吞咽下去。一起吞咽的还有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有点咸。她的手指蹭着我的牙齿，不光蹭了我的牙齿，还蹭了我的嘴唇、鼻子和喉结。当她抱住我的头颅时，我的耳朵贴住了她温热的、跳跃着的乳房……后来所发生的细节，我没任何记忆，似乎记得她是骑在我身上的，那一刻我好像上了录像一样。我羞愧地发现，我的惊讶超过了我的快感。她已非多年前那个害怕地震的女孩。她那时最怕天花板把她的身体挤成三明治。
“你别劝我，没用，你不知道我多厌恶她。”他安慰我，“天下最毒妇人心，她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厉害的女人。我真想弄死她。”他声音亢奋起来，“她已经给他们家人写了遗嘱，说哪天她要是死了，一定是我干的。”他把另一条泥鳅剔成一根骨头，“三哥，电视，你看，电视……我没忽悠你吧？”
快餐店的电视里正在播报午间新闻，几个客人也在看。我听到女播音员有些颤抖的声音：
“今天上午八点，我市出现群蜂。它们成千上万地徘徊在市区。十二点正是下班高峰，已有数十名路人被蜜蜂蜇伤。为保障市民安全，市消防支队特勤二中队的消防战土穿上密不透风的防蜂服，开始力克群蜂。只见消防战士手拿高压水龙头，对着树上、电线杆、墙上的群蜂用水一阵猛冲，蜜蜂如密雨般纷纷落下，顷刻间，整条路上全是蜜蜂尸体。半个钟头后，机场中路的饿蜂被彻底清除了。消防车又开向其他被蜜蜂占领的路段。”
电视里配合着蜜蜂被歼灭的画面，那些蜜蜂的尸体像黄金覆盖了路面、消防车的顶盖，还有几只不时撞向摄像机镜头。电视里水龙头的哗哗声、消防人员大声吆喝的声音和过往行人惊恐的尖叫声将画面渲染得有些像恐怖片。
“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老四看起来有些慌乱，“你们这里不是流行地震吗？怎么，现在又流行蜜蜂了？那么多蜜蜂从哪儿飞来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蜜蜂。以前只有春天时，南方的养蜂人才会开着卡车，拉着蜂箱来这里采蜂蜜。
“我想洗澡，你带我去桑拿成吗？”老四擦着眼镜，不时观望着窗外，“那些蜜蜂不会跑你们小镇来吧？蜜蜂很厉害的，美国内华达州九六年就出现过蜂灾。那次总共有十六人被蜇死了。”
我说请他放心，小镇上会很安全。我这么说时其实心里也很不安。后来我说，你要洗澡的话，家里有热水器。不过你要真喜欢桑拿，小镇上也有两三家。
“那就别去了，在家里洗。这些泥鳅真不错。多钱一盘？这么便宜？我干脆带回大连好了。味道真香。”
出饭店时他没提那盘泥鳅。他已忘了它。我觉得我有必要带他去泡桑拿。我要把他带回家洗澡，他会不会笑话我，我虽然在小镇上生活，可是，我们小镇也不像以前了，大城市里有的，我们这里都有，比如茶馆、咖啡店、小姐什么的。对了，我是不是该给他也找个小姐。我给单立人打电话。单立人是我表弟。单立人不光是我表弟，还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5
单立人找了个比较熟的女人。他说她捏骨的技术不错。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两个？他愣愣地盯住我说，你发烧了吗？我说没有啊，后来想一想，我又说，我是有点发烧。
这个女人圆滚滚的。我相信老四喜欢这样的女人，他口味该和我差不多。他第一个女朋友，在某高校当打字员的那个姑娘，就是个丰润肉透的女人。那时老四多喜欢她啊，他把她带到海边，租了帐篷，一晚上做了六次。当然，他是用抒情的方式描述那个结束处男身份的夜晚：他提到大海淫荡的涛声，提到满天荡漾的星光，提到海鸥旖旎的欢叫，他甚至提到干破了的避孕套和在黑暗中的恐惧，“我干了她六次。真的，六次。”他那时还戴着黑框眼镜，看上去像大学里诚惶诚恐的年轻助教，“我真怕我精子流尽了，像被暴晒的海蜇那样没一点水分，干巴巴地死了。可一点事都没有。不过第二天，倒是她不会走路了。她走了两步就瘫在沙滩上。我想，我一定会和她结婚。我毕业后就跟她结婚。”
我不知道那个打字员是否嫁给了他。他进了包厢，我继续躺在休息室看电视。电视里的“热点透视”正在播放市民灭蜂的行动。主持人邀请了一位昆虫研究所的老教授，正在讨论蜜蜂的生理构造。那个老教授严肃地提到一些奇怪的名词，巢牌、蜡鳞、蜡腺、意蜂……然后他又兴致盎然地介绍新采的花蜜的含水量和含糖量，他说花蜜的含水量一般在5055％，含糖量4550％；成熟的蜂蜜，含水量45—50％以下……
主持人似乎也意识到老教授的言辞已经偏离主题，于是她开始转移话题，谈到了民间组织是如何对付这次蜂灾的。她说下午两点，出现了一支自愿前来收蜂的队伍。三个收废品的人从这里经过，由于他们以前都养过蜂，见此阵仗，他们估计蜂王有可能就在附近，于是三个人头戴塑料布，开始在隔离板上一层一层地拨开层层叠叠停在上面的蜜蜂，寻找蜂王，可是不到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