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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到这儿，王股长的眼睛先笑了，竖起大拇指夸一声：“聪明！”阎教导员则点了一下头说：“逻辑严密。”
魏主任也笑了，继续问我：“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是与造反派长期对立的，依你的眼光看，学生造反派里有没有可能隐蔽着很多反革命集团？”
我说：“不太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是跟风组织，只会太革命而不会反革命。”
魏主任问：“那你是在什么问题上与他们长期对立的？”
我说：“不是在政治主张上，而是在行为作风上。我看不惯他们胡乱整人。其中有少数造反派成员是真正的坏人。”
这次是王股长问了：“这样的坏人在农场多不多？”
我说：“我只能说，上海戏剧学院来我们农场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不是坏人。”
魏主任问：“这么说，你已经与他们改善了关系？”
我说：“多数已经成了朋友。我调到排里工作后，推荐担任班长的那位，就参加过造反派，还在里边做过委员。但据我所知，他在那个职位上救过两位老师。”
十七
魏主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把脸转向大家，说：“看来今天的会议已经有了倾向性的结论。对于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搞‘清队’运动，我们不参与，不支持，当然——也不反对，因为他们有上海市教卫办的介绍信。场部不成立‘清队’指挥部，连队不成立战斗组，不设隔离室。我们不说其他理由，只说农场生产任务紧，抽不出人力和时间。行吗？”
我说：“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海有关方面到农场逮人，必须出示上海市公检法（即公安、检察、法院）的批准公文。我们的户口早巳迁到农场，是农场的人，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已经失去管理这些人的义务和权利，哪能随便让他们带走？”
阎教导员立即接话：“这倒是件大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像走马灯，一会儿这拨上，一会儿那拨上，眼花缭乱。如果一年以后，今天来抓人的人打倒了，今天被抓的人倒成了英雄，那他们就有权利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保护他们？因此，无论如何不准随便抓人。”
十八
从此以后，农场的“清队”运动大体就按照这次会议的规定来进行了。
学生们多么灵敏，彳艮快领悟了场部的精神，思想立即放松，情景变得非常滑稽。
上海来的工宣队员由于住不惯我们自己盖的草棚，一般都住在吴江县城，早晨像上班一样赶到农场的各个连队，但连队的宿舍里根本没人，大家都在田头劳动。赶到田头，要找某连、某排、某班已经十分困难，等找到某人，一般已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在田头开饭了。饭菜挑到田头很不容易，严格按人头准备，根本不可能匀出来给外来人吃，勉强匀出来了，也没有碗筷。几个工宣队员饿着肚子等大家吃完，便请出他们寻找的那位学生在田头问话，才问几句，班长哨声已响，劳动又要开始，那个被问话的学生也就迅速归队。田垄边只留下几个无所事事的工宣队员，在小心寻找回县城的路。
有一些工宣队员终于硬着头皮住到草棚里来了，以便在放工时间找人谈话。他们不知道，每天傍晚浑身疲惫地回来的劳动者们，对于这些衣冠楚楚地躲在宿舍里准备整人的人是多么厌恶，更何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农场领导的态度。于是，见了工宣队员也不打招呼，脏衣服从他们的鼻尖、头顶扔来扔去，他们让到一边，脚下又有一双泥鞋横摔过来。
他们只能盯住一个问话对象，但那人要到河边洗澡，然后洗衣服，他们都跟着，咸一句、淡一句地找话聊。
直到一切停当，可以坐在那个人的床边谈话了，但草棚里的谈话人人都听得见，完全失去了平常“清队”运动的那种诡异和隐晦。有时问题问得蠢了，或回答者回答得巧了，会骤然引发全宿舍的笑声。
几所高校的工宣队员一商量，便郑重地与各连连长商量，要求在每天劳动前训话时加入“清队”运动的内容，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
连长们的回答不谋而合：“我们说不好，你们自己说吧。”
于是，每天连长训话后，会插进来一段上海口音。但是，动员了好些天，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有一次四连的“揭发箱”里突然出现了一大叠，工宣队员大喜过望，拆开一看，却是同一句话，显然是一批人串通好了统一写的。这句话是：“我们不再幼稚”。
十九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在三连，上海财经学院来的两个工宣队员勒令一名女学生停工交代问题，说是掌握了她参加一个图谋夺取政权的反革命集团，有同伙的揭发材料。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同学参加过一个造反派组织，在下乡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几个男同学由于她漂亮热情、善于交际，戏称她为“外交部长”。这就成了证据，证明那个造反派组织图谋夺取政权。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工宣队员在几天时间里是如何对她进行威胁、恐吓的，只知那天他们从皮包中取出两份所谓“同伙揭发”，揭发中还有无限上纲的自戊检讨，她看后便沉默不语，当天晚上就投水自杀了。
我一直怀疑，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揭发”的两个“同伙”中，有一个是她的恋爱对象。她是死给他旨的。
我赶去看时，三连宿舍的河边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股长正带着一名胖胖的军医和几个战士、跑步赶来。军医进了一个用草帘隔开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挤在人群中的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前，压低了声音说一句：“你们这是犯罪！”
他用山东口音说出来的这个“罪”字，有咬牙切齿的力度。
王股长干脆用手指直点着那两人的鼻子问：“你们说，你们审查出了她的什么问题？”
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对自杀事件显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说她的组织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长……”
没等他说完，立即有学生大喊：“王股长，那只是同学间开玩笑乱叫叫，他们就上纲上线……”
王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过了一会儿，王股长接着说：“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对不起，你们两人必须到场部交代这两天对她
进行逼问的详细过程，并签名对她的死亡担负责任！”
说着他向几个带来的战士挥了一下手，下令：“把他们两个押到场部！”
魏主任补充道：“她是我们农场的人，我们要把她的死因向她的家人和公安机关报告，因此你们不仅要交代全部过程，还要找出证人。”
这两个工宣队员由两名战士押着，去了场部。
二十
胖军医从草帘里出来了，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助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我们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河边不远处，正停泊着一条船。
那位女同学已经躺在一副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确实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异样。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所有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淡无光。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们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太久太久。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诧莫名，惊诧这套普通的衣着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二十一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