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鹂础�1975年萨特同几位萨特研究者有一个关于他的哲学的谈话，其中谈到法国的毛主义者。访谈者说：“法国的毛主义者有10％的成分是毛，而其余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确定的。”萨特表示认同这一说法。最后，应该将法国的毛主义者同萨特区别开来。在同一个谈话中，当访谈者说“有些评论者试图发现您是一个毛主义哲学家”时，萨特回答：“这是很荒谬的。我不是一个毛主义者。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哲学访谈录》）萨特只是愿意同这些年轻人探讨一些问题，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并没有将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独立。
柳文认为，萨特的永恒价值在于他那些没有受到其政治化影响的文学作品，而萨特自己特别重视的却是作为他“几十年政治社会活动主要体现”的《境况种种》文集，其重视的程度让柳先生“感到惊奇”，而“今天已经很少人对他《境况种种》中的政论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
萨特晚年在两个地方谈到他的作品流传后世的问题。一个是在《70岁自画像》中，他在回答“你希望新一代人检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问题时，开列了几部著作。排在最前面的是《境况种种》〉，他还有一个说明：“你不妨说《境况种种》集是非哲学部分中最接近哲学的：评论和政治。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然后是传记《圣热内》、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戏剧《魔鬼与上帝》、小说《恶心》。
另一个是在他与波伏瓦的那个长篇谈话中，波伏瓦问：“就你所想，你认为是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还是哲学著作更可能流传下来？或者两者都可能？”萨特回答：“我想是《境况种种》，其中有些文章关系到我的哲学，但风格非常朴素，谈的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波伏瓦：“总而言之，是对这个时代的一切方面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学和艺术方面？”萨特：“我很愿意看到伽利玛出版社能把它们汇成一卷出版。”
这两个地方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只能有一部作品流传于世，那就是《境况种种》；这既是萨特的意愿，也是他认为实际上可能出现的情况。
萨特本人的看法正好跟柳文相反。柳文认为，最不应该，而实际上也不可能流传下来的萨特著作就是这个《境况种种》。我们应该认可哪一种说法？
这两种看法的对立是基于一个更为根本的思想对立：柳文认为，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是不能政治化的，是不应该有“具体政治限定性、时事性”的；而萨特认为，一个作家应该首先为同时代的人写作，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谈论的主题——与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需要提供的证据，以及使事物便于理解、较能打动同时代人的心的风格等等；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能够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行动和看问题，这就是成功。在这之后，才有后世的观点：这个作家会想到，如果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被指定要完成的东西，将来它在普遍形式中也会有影响，从而具有一般的价值。也就是说，先有今世，再有后世；先有当下的时效性，再有所谓的永恒性。我赞同萨特自己的说法。
而柳文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了：要么今世，要么后世；要么具有当下的时效性，要么具有永恒性；非此即彼。实际上，萨特的文学作品可以判然分为这两类吗？例如《魔鬼与上帝》，这是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戏剧，也是戏剧界公认的萨特戏剧上乘之作，确实有一种形而上的味道，深入探讨了自由和道德问题；同时它也是萨特对于50年代初世界政治形势的一种反映，与他的政治态度是紧密相连的：剧中的主人公格茨最终选择了相对的善，参加农民起义，而萨特选择了做共产党的同路人。再如《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这也是戏剧界公认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它直接来自萨特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感受，每一个看演出的观众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具有一般的美学价值。萨特这些被公认的上乘之作，在写作指导思想方面，与那些相对来说不成功的作品如《涅克拉索夫》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萨特的永恒价值在哪里？我想，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三者不可能截然分开，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化的萨特；萨特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总体化。落实到作品上，它们的价值也在于这种文学性、哲学性、政治性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总体化，这种总体化的最好体现是《境况种种》。
柳文似乎喜欢用第几流来评价一个人和他的成就，在它看来，萨特在文学方面也许可以说是第一流的，而哲学只能是二流以下了，那么在政治上似乎根本就不入流，压根是一连串的错误。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评价。如果一定要按照这一套路来给予评价，我的看法是：萨特无论在文学上，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活动上，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而他作为一个总体化的人，则不仅是第一流的，而且可以说是超一流，虽然萨特本人是十分讨厌将一个人归为第几流这种做法。在哲学领域，也许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比他更有影响；也许布莱希特的戏剧比萨特更有特点；也许还有不少小说家比萨特更有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萨特要比任何一个作家和思想家更深刻、更突出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世纪（1）
即将结束本书时，我看到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出版的一本关于萨特的书——《萨特的世纪》，中文本译者闫素伟。原作者是一个法国人，贝尔纳•；亨利•；列维。要说明的是，这个列维跟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化名为皮埃尔•；维克多的贝利•；列维不是一个人。从书的有关内容看，这个列维跟萨特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关系，既不是萨特思想的信奉者，也不是反对者。他对哲学很有研究，是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学生。原书出版于2000年，世纪之末，作者意在给萨特及其思想一个总结。该书篇幅不小，中文字数约56万，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分析也有独到之处，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萨特传记。作者的年龄与本人相仿佛，萨特去世时我们都到了“理智之年”。看一个法国同龄人，特别是一个有着较深哲学素养、专门研究萨特的法国同龄人是怎样看待萨特的，对我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因此，我想借着对该书的评论（也就是同该书作者对话）来结束本书的写作。
在“序”中，贝尔纳•；列维说，他在酝酿写萨特的一个很长时期里，萨特作品是最没有人理睬的，最没有人要的，法国已经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萨特去世之初，萨特曾在中国“热”过一段时间，但不久就有新的热门人物和话题产生，萨特越来越成为一个过了气的人。到现在，恐怕有不少大学生甚至连萨特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我在上一章中也谈到这样一种对萨特的态度和看法。看来萨特思想的命运在它的诞生地法国和在中国有某种类似的地方。
贝尔纳接着说，萨特的影响实际上仍然是巨大的，甚至是无所不在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他死后尸骨未寒，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萨特的世纪》）因此，他愿意深入研究萨特。“萨特就好比是一个展开的时代。透过萨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万花筒：人们如何走过20世纪，如何在这个世纪迷失方向，如何消除这个世纪可悲的趋势——现在又如何进入一个新世纪。”（《萨特的世纪》，第7—8页）我十分认同这段话，我写《百年萨特》的目的也在于此。
该书谈到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爱。（顺便说一下，中译本将“波伏瓦”译成“波夫娃”是不妥的：“波伏瓦”是一个人的姓而不是名字；而“波夫娃”更像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不是姓。）他对于两人之间的爱是充分肯定的，他也辨析了这一对爱侣为什么会受到世人那么多、那么猛烈的污言秽语的攻击：这是因为他俩太透明，向世人、向社会袒露自己所有的秘密和隐私。这特别表现在萨特和波伏瓦书信集的公开出版上。
贝尔纳谈到萨特具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在国外经常“享受国家元首的待遇”。这是一个事实。他认为，作为这样的角色，“只有一个法国人在世界上享有同样的声誉，那就是戴高乐将军。”（《萨特的世纪》，第34页）我觉得这一估计也是准确的。但他说，萨特之所以“一辈子都奇怪地恨戴高乐将军”，是因为萨特将戴高乐看做惟一的竞争对手，除了“时代的偏见”外，“萨特的心中还有另一种更加暧昧的属于他自己的感情：那就是与戴高乐的竞争。”萨特要用自己精神上的权力与戴高乐手中的世俗权力相对抗。（《萨特的世纪》，第36页）在我看来，贝尔纳的这一解释和分析是不准确的，显得牵强。
萨特采取反对戴高乐的政治态度，并非针对这一个人，更不是考虑到个人在法国和世界的影响或知名度。萨特对于世俗的声誉是毫不在乎的，甚至有些反感，拒绝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明证。他也从未将自己的精神活动视为征服世界的一种“权力”。相反地，他反对一切权力，因此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直不与任何官方机构合作，对政府当局始终采取批判态度，不论是戴高乐当政，还是后来的蓬皮杜，以及对他特别表示尊崇的德斯坦。他在后半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但从未谋取任何政治上的权力。有记者问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