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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吧，我很美，”萨特无奈地答道。
“你就像哈姆雷特。对！你总以为哈姆雷特一定是高个，瘦高个，等等。而我确信他是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小个子。不是吗？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就像你这样的头发和眼睛。非常美。”
贾科米泰是一个大雕塑家，他的眼光想必是不会错的。也许萨特身上真的有一种类似哈姆雷特的体现人类悲剧的味道。
自1960年以来贾科米泰身体状况不好，胃一直剧烈疼痛。他的内科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这只是一般的胃炎，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为了逃避，就拼命工作，这样身体更加虚弱，有时他会晕倒在画室里。贾科米泰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在萨特同他谈话时表现冷淡，他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减少了。1963年初，贾科米泰动了手术，医生说是胃溃疡。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几天，萨特和波伏瓦去医院看他，他有一种解脱感，急于重新工作。
没过多久，贾科米泰的夫人阿内特来见萨特，就一个重大事情请他帮自己拿主意：贾科米泰患了癌症，应不应该让他知道？她请教过医生，医生不同意她告诉病人。她认为萨特同贾科米泰有很多相同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萨特想了想说：“就我来说，我早就让海狸作了保证，不要向我隐瞒任何情况，”他认为应该告诉贾科米泰实情：“如果一个人决定生活下去，永远不欺骗自己，他就有权知道自己的死亡，以清醒的头脑利用剩下的时间。”
萨特还同阿内特谈起吉尔夫人的死。医生说，她一年后就会死。吉尔希望对她保密，他们都同意了。最后她平静地死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吉尔后来感受到，他为自己不断地说谎而痛苦；谎言把他同他所爱的人分开了，造成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萨特的话让阿内特拿定了主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贾科米泰真相。
贾科米泰和阿内特去了瑞士。一天夜里，萨特接到一个电话，是贾科米泰打来的。他非常感谢萨特为阿内特出的主意。原来他的外科医生给他寄去一封信，让他转交给在瑞士照护他的医生，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人不太懂法语，要贾科米泰为他翻译这封信。信中写道：“这个病人患了癌症，但手术完全成功，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贾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内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经知情；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说话，十分不自在。最后阿内特终于向他说出了实情，而贾科米泰似乎正等着这个。他们都敞开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谅解。
现在贾科米泰再也用不着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焦虑和死亡了。这样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如果不是萨特让阿内特下定决心说出真相，他们夫妇之间可能还会长期处在疑虑和相互猜忌之中。他们回到巴黎后，萨特去看贾科米泰，发现他恢复了乐观热情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谈话又像从前那样轻松愉快了。
1964年贾科米泰的母亲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7月，萨特从苏联回来，从奥尔加那里得知，贾科米泰对萨特在《词语》中关于他的一段话很不满意，对萨特很是生气。
《词语》的这段话是：
20多年前一个晚上，贾科米泰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在腿被撞伤摔倒在地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种快乐：“我终于出了点事！”我对他这种极端态度十分了解：他早就作好最坏的准备。他热爱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别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可能被一次偶发的、荒谬的事故所断送。他心想：“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来就该活的。我并不为什么就生下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是，那种危险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遇难时惊恐茫然的目光望着城市灯火、来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污泥之中的身体。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质本来就与他时刻相伴。我十分欣赏这种迎接灾难的意愿。如果一个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应该喜爱到这种程度。甚至欢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因为这种事故向他显示，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存在的。
萨特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朋友的癌症，把贾科米泰年轻时在一场车祸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写了下来，给予高度赞叹。而贾科米泰似乎认为萨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萨特见到他，谈起此事。贾科米泰说：“我不是生气，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当时他正要去苏黎士，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为此而难受。当汽车撞了他，在救护车上，他想：“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见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2）
萨特十分惊讶：“但你原先不是这样说的呀！”《词语》中这段话确实是萨特根据贾科米泰的谈话而写的；如果时后一种说法，萨特就不会把它当多大回事写进书中了。萨特无法解释贾科米泰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为什么这样计较这件事。也许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造成心理负担和变异，现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贾科米泰的极度焦虑。在贾科米泰最后几件作品中，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息，他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注入到人物惊恐的大眼睛中。
1966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贾科米泰在医院去世。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在伦敦、纽约和哥本哈根举行盛大展览，取得成功。临死前，他喃喃自语：“我的创作……我是成功的……”的确，在事业上贾科米泰是成功的，而死神残酷地压倒了这个老朋友，使他不断地沉浸在回忆和固执的念头中，现实的生命早在这之前就不复存在了。萨特和波伏瓦相对无言，久久地感叹无常的人生。
多事之秋的1968年刚过，1969年1月30日，萨特的母亲芒西夫人病逝。弥留之际她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似有许多言语要说。
她经历了两次婚姻，但都没有感受到什么乐趣。上了年纪之后，她说：“我结过两次婚，也当了母亲，但我还是处女。” 当年她接受了芒西先生的求婚，以为这样会对儿子有利。后来她才知道，这事对儿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同芒西结婚后，她十分怀念早年同儿子在一起时亲密无间的关系，常常背着后夫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喝茶。
1945年芒西先生患心脏病去世。母亲希望萨特同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她高兴极了，把最好的房间给儿子住，自己只用一个小房间当卧室。她兴奋地说：“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但芒西夫人并没有完全得到预期的欢乐。已经去世的芒西先生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她，使她在许多方面难以理解儿子，常常同儿子发生争执。萨特并不怎么在意，而她会大发脾气。
芒西夫人还上过骗子的当。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美国人，说他妹妹在美国大学读书，十分崇拜萨特，托他来要自己偶像的照片。芒西夫人高兴地拿出了萨特从婴儿到少年时期的各种照片。结果这些照片并没有去美国，而是出现在巴黎一家下流晚报的末版上，还配有一篇恶毒攻击萨特的文章。
发觉这事真相后，芒西夫人为萨特受到的伤害而泪流满面。萨特安慰她，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恳求她不要与新闻界接触。但她往往管不住自己，当她发现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萨特从不表露出责备的意思，她就更难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芒西夫人同儿子越来越相互理解，在儿子的帮助下，她逐渐克服了自小就养成同时又被丈夫强化的依赖性和某些偏见，变得坚强起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尽管她生性胆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她坚决同儿子站在一起，承受住了公寓两次被炸的打击，安详地住在旅馆里，直到终年。1962年，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只是到了现在，已经80岁了，我才真正脱离我的母亲！”
搬出波拿巴街的公寓以后，芒西夫人住进拉斯帕伊大道一家旅馆。她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不须再爬楼梯，也不须干家务活。她同旅馆的年轻女侍者们相处得很好，平时看看书消遣消遣。萨特现在虽然没有同她住在一起，但住处离她不远，平时常来看她。
《词语》的出版让她兴奋异常。看了这书后，她笑着说萨特：“他对小时候的事情一点也不了解！”萨特对她和他之间亲情关系的描述让她感动不已。萨特没有写《词语》的续集，但她估计这个续集在她死后会写，而她不喜欢它，因为其中会谈到他的继父。芒西夫人十分清楚，她的再婚粉碎了她和儿子之间的某种东西。因此她常向波伏瓦解释她再婚的原因。虽然波伏瓦一再让她放心，说萨特能够理解这一切，但她仍然深感不安。
这以后她有了一件新的事情可干了。为了弥补《词语》的不足，她要按照自己的体验重写萨特的童年。在写作过程中她有了新的发现。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真是不可思议！我原以为我们一家人是一个整体。现在却发现，大家相互之间没有话说，人人都很孤独！”
自1968年以来，她常常头晕，有时会倒在自己的房间。1969年1月，芒西夫人突发严重尿毒症、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医院。她处于昏迷之中，各种治疗仪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两次，她眼睛微睁，好象认出了萨特，把那只还能动的手从被单下伸出，抓住萨特的手腕，紧紧握住不放，她已经不能说话，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握之中。她想笑一笑，但脸部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后来她用姿势表示要萨特离开去干自己的事。
她不希望死，儿子就是她活着的充分理由。但死亡来临时，她也没有害怕。望着母亲好似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