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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时，终于不治而与世长辞。
好象父子之间有感应似的，在父亲患病期间，小萨特也同时患有肠炎和发烧。两个男子汉比着看谁病得更厉害。只是苦了小萨特的母亲安娜…玛丽，这个可怜的少妇来回奔走于两个病人之间，身心交瘁，疲惫不堪。最后父亲没能挺住，而儿子倒挺了过来，看来小萨特的命是大的，当然也是硬的，因为在咱们中国人看来，这孩子克父，他的命是以牺牲父亲为代价的，显然是一不祥之物。
幼年丧父在中国人看来是人生一大不幸。而年近60岁的萨特回顾这一事件说，父亲之死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它给母亲套上了枷锁，却给了他自由。萨特在自传《词语》中用了这样的语言来说明这事：“世界上没有好父亲，这是一个规律。但不要去谴责那些男人们，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种陈腐的父子关系：生孩子谁都会，合理地教养孩子那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父亲要是活着，他会用全力来压迫我，不把我压垮决不会罢休。幸亏他短命早死了。”
父亲去世时萨特很小，完全不懂事，他对父亲毫无印象。后来家中的环境也没有让他对父亲增加什么认识，他在自传中用了一种调侃的似乎对父亲毫不恭敬的口气说，“这个死者生前洒了几滴精液，算是为塑造一个孩子付出的一般代价。”
父亲之死对萨特来说，最大的意义是给了他自由，因为再没有一个类似父亲的权威来管束他。父亲死后母亲生活无着，她抱着小萨特回到娘家。娘家父母对待这个成为年轻寡妇的女儿就像对小媳妇一样。安娜…玛丽在家中毫无地位，做任何事情都是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了父母。因此，在小萨特眼中，她是毫无权威的，其地位跟自己没有什么差别。安娜…玛丽要儿子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强迫，总是说好话哄他去做。
萨特的外祖父施韦泽本来可以对小外孙扮演一个权威的角色，代替死去的父亲来管束孩子，但他不愿意这样做。虽然他对自己的子女包括萨特的母亲十分严厉，吓得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对隔代的孩子的态度却像换了一个人。也许这祖孙俩有缘，在他看来，小萨特是上帝赐予他安度晚年的礼物，就像一个小宠物那样。他对小外孙是百般爱抚，百依百顺，宠爱有加，更谈不上强制萨特做什么了。
小萨特所在的家庭成员还有一个外祖母。外祖母有点神经质，倒是想严格管束小外孙，但这个家不是她说了算。有老头子偏爱小外孙，她想管也管不了，最后只得罢手。
这样，萨特自小就处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家庭环境，他得到的只有关怀和爱抚，没有任何命令和管制。这对萨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自传中说：“我不是什么头头，也从来不想当什么头头。命令和服从其实是一回事。甚至最专横的人也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即以一个神圣的无能之人——他的父亲——的名义发号施令，把他自己遭受过的无形暴力传给后人。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发布命令；一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让别人觉得好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力的污染，从没人教我服从。”
由于无父而造成的家庭气氛，以及外祖父在政治上的共和主义态度，在不经意间培育了小萨特自由平等的意识。萨特一生以探究人的自由问题为己任，他的哲学被称为自由哲学，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都跟他童年这种家庭环境有关系。
与自由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关于人的存在的偶然性意识。 丧父后他和母亲寄住外祖父家，这跟在自己家中有根本区别。这一点萨特很小就感受到了。每当他玩耍时动静大了一点，母亲就会提醒他小心，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久而久之，小萨特的心灵里产生一种无根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家，不知道何处才是自己的家，不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拥有的，他觉得自己是一株飘荡无定的浮萍。进一步的思考和感觉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他在这个世上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到了十七、八岁，在能够思考抽象问题时，涌进他脑海里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偶然性：人生是偶然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一抽象观念形成的源头也在他的童年。
父亲之死带给萨特的后果，从心理和性格方面说，使他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自己分析说：“父亲早死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但我十分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超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术语，是指社会规范通过对个体心理的作用而产生一种个人自我控制的力量，将个体的种种欲望（弗洛伊德称之为“本我”）压制在社会允许的限度之内。具有超我是一个人心理和人格成熟的标志。
萨特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自传中的这段话只是借用“超我”这个词，也许还有正话反说的意思，借此嘲讽一下那些“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但不管怎样，他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由于早年丧父，没有任何人代表社会将那种强制性的力量灌输给他，因此他没有受到孩子们通常必然会承受的那种社会规范的压力。这对于他以后的为人处世有极大影响。萨特一生无视他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清规戒律，往往做出被许多人认为是惊世骇俗的事情，都与这种没有超我的情状相关。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父亲之死（2）
萨特不愿意做一个成年人。大约20岁时，他写了一首长诗，形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表述的意思很清楚：这是一首小男孩不愿长大的儿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不想认真，我不想长大；我今年才14，我想永远不要到18！”这的确是他的心声。他厌恶成年人，既厌恶别的成年人，也厌恶自己将要走向成年。由于不适应成人社会的要求，以及对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一社会而产生的焦虑，大约在30岁时他还出现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精神危机。
父亲死后，萨特和母亲相依为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父亲的过早引退使他具有一种不完全的“恋母情结”。虽然这也是借用精神分析学说的术语来自我调侃，但确实道出了他因丧父而特别受母亲影响的情况。
萨特的父亲是矮个子，很年轻就秃顶了，从照片看，其貌不扬。而母亲则是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萨特在身材方面像他那全无印象的父亲，也是小矮个。人本来长得不算难看，小时候脸胖嘟嘟的，看着挺可爱。但他４岁时患了角膜翳，留下的后遗症是右眼斜视，也就是斜白眼，这就显得有些难看了，而且视力部分丧失。
萨特母子俩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姐弟，他们心心心相印。萨特描述说：“大战开始的那两年大概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母亲仿佛是我同岁的人，我们形影不离。她把我称作她的侍从，她的小男人；我向她诉说一切。甚至比通常要说的更多，我感到一种与她共享一切的快乐。我们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说话习惯，自己常开的玩笑。在外人面前，我们心有默契，一个眼神就能彼此沟通。在商店或茶馆，服务小姐显得滑稽可笑。我们离开后母亲对我说：‘我不能看你，我怕忍不住当着她的面笑出声来。’而我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没有多少孩子能让母亲为他的一瞥就爆发出笑声的。”（《词语》）
萨特和母亲常常一起外出散步，大都在卢森堡公园。这时人们往往对这一对母子注目而视，当然主要不是看儿子，而是看这个漂亮妈妈。安娜…玛丽确实是一个美妇人，不仅容貌秀丽，而且身材苗条，婀娜多姿。到了晚年，80岁的时候，如果她戴上帽子，将自己的白头发藏起来，在街上行走，从背后看，仍然会对男性产生很大吸引力，有不少人甚至想超过她再回头看看。
给萨特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场经历：一天，他们在塞纳河畔散步，萨特在书滩上发现了一套他很喜欢的书，母亲正准备掏钱买下这些书，一个男人走了过来。这人脸色煞白，身体肥胖，眼珠很黑，小胡子梳得十分光亮，头戴一顶扁平草帽，一副时髦青年的打扮。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母亲，口中却对萨特说：“你被宠坏了，孩子，你被宠坏了！”
这人接连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刚开始萨特只是感到自己被冒犯了，因为不熟悉的人们通常不会以“你”相称，但接着他从这个年轻人的目光中捕捉到一种近乎疯狂的东西，萨特和母亲感到害怕并往后退。而这人也有些不知所措，就溜走了。萨特后来回忆说：“我可以忘掉千百张脸，而这张煞白的面孔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当时我对肉欲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也想象不出这人想干什么，但他的欲望是那样强烈露骨，我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并且一切都向我揭示开来。我通过安娜…玛丽而感受到他的欲望。通过她，我学会嗅出男性的气味，害怕男性和憎恨男性。这一偶然事件把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神情肃然地快步走着，握着母亲的手，确信自己能够保护她。”（《词语》）
总的来说，萨特一生同男性的关系较为冷淡；一般的人，除了正二八经谈事情，就再没有别的话说了。他也不情愿有男性过于套近乎，对此他宁可敬而远之，也就是保持一定距离。这与他童年时的上述经历不无关系。可以说由此产生的对于男性的厌恶的感觉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将近70岁时，他同波伏瓦有一个长篇谈话，实际上是他的口述自传。他在回答波伏瓦的提问“你为什么那样讨厌成年男性”时说：“因为它以一种令人厌恶和滑稽可笑的方式来区别性。男性就是一个在其大腿之间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