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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又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的新式武器竞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
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
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紧张注视著这片陷於战火的国土。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线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枕戈待旦，处於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基地也进入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Ｂ－５２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
在遥远的欧洲，正处於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著东方……
与中国接壤或邻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著“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著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警察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
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沈沈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左”去了，两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什麽大毛。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
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革联”和“并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撑的。六○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躲进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
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１９４３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麽像样的战斗。到１９５５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时，而马天生则望著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１９４３年入伍，没什麽战功，十二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
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１９５５年的少校，凭什麽又在十二年之内爬到正军级的位子上的？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
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１号，您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拜访？”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一个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排几号呀？”“当然是２号。”“这不就得啦？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M&M长篇连载 WARMUD）
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人握了手，先是寒喧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後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道：“坐嘛，不要拘束，随便点儿。”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笑，坐下了。“马政委很年轻呀，哪年参加工作的呀？”“１９４３年入伍，今年４５岁。”“呵，年轻有为呀，１９４３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带著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有六干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啦，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是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我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呀。”“哟，学习不敢当，互相学习吧，其实老同志有什麽？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儿，工作经验丰富点儿，仗打得多一点儿，没什麽嘛，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儿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工作上有啥困难，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也比较听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也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接收了。
“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是的，调来之前我在××军××师任政治部主任。”“哦，连升三级，你们搞政工的如今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夥也该考虑考虑让位啦，仗没得打了，用处也不大啦，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儿条件嘛。”“李军长，我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我开展工作。”“这很简单，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就是这样。”“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些？”“具体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都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说我和稀泥，搞折衷主义，没有原则。那就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马天生微微一怔，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麽能这麽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麽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却很成问题。
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决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儿小小的“火力侦察”，就发现了不小的问题。“李军长，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後合作愉快。”“那就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马天生走出门时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隐隐约约感到，此人权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平心而论，就理论水平而言，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只有乖乖听著的份。马天生人品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著老大娘走十几里地，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儿困难，马天生知道後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於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的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儿，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夥。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１９２７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自觉得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资历可太重要了。１９５５年授衔时，马天生亲眼所见一个佩著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时，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还不干净地发著牢骚：“他妈的，没法儿干啦，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什麽上将中将？战士什麽时候也得听班长的。”这件事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可没法比，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