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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了船我的妻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旅客名单。
“有这么多的朋友呢，”她说，“这次旅行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次鸡尾酒会吧。”
升降口的扶梯刚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朱莉娅吗？我是西莉娅——西莉娅·赖德。发现你也在船上真高兴极了。你一直在干什么呢？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参加鸡尾酒会吧，跟我谈谈你的一切情况。”
“哪个朱莉娅？”
“朱莉娅·莫特拉姆呀。我好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我也好多年没见她了；事实上，自从我的婚礼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自从我的画展预展以后也就再没有跟她说过话了，在那次画展上，布赖兹赫德提供的我画的那四幅马奇梅因公馆的油画挂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画就是我和弗莱特家的最后联系了；我们密切来往了一两年，后来我们的生活就此分道扬镳。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还在国外；雷克斯和朱莉娅呢，我有时听说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雷克斯并没有完全像原来预测的那样飞黄腾达，他仍然停留在政府的边缘，名声不小，但令人暗生疑端。他与富豪们来往，他的讲演却似乎倾向革命政策，既向共产党又向法西斯暗送秋波。我听到人们在谈话中提到莫特拉姆的名字。当我翻着报纸不耐烦地等候某人的时候，我不时看到他们的面孔在《闲话报》上隐现，但是我和他们已经是陌路人了。人们在英国，而且只有在英国，才会处在隔离的世界里，彼此无关，各在一个旋转着的星球上。这个过程也许在物理学上可以找到十分贴切的比喻来，我模模糊糊地领悟到，带能量的粒子都是分别组合和重新组合到不同的磁力体系中；对于一个很有把握谈这类物理学现象的人们来说，这个比喻倒是现成的；但对于我却不适用，我只能说英国处处都有这种亲朋密友的小圈子，因此，就我和朱莉娅的情形而论，即使我们住在伦敦同一条街上，有时同时看到几英里外乡间的地平线，而且我们可能彼此很有好感，比较关心对方的前途，甚至为彼此分开感到惆怅，而且知道我们每一方只消拿起电话筒，就可以在枕边跟对方通话，说上几句，借以享受一下见面的亲密，仿佛随着早餐的橙汁和阳光一道进来；但是，由于受到我们各自的星球的向心力作用以及包围着各自的星球的冷寂的星际空间的限制而不能这样做。
我的妻子高踞在堆放在玻璃纸和丝绸彩带中的沙发背上，继续打着电话，兴致勃勃地查阅旅客名单……“是的，当然要带他来，听说他很可爱……是的，我终于把查尔斯从蛮荒的地方弄回来了；真够好的吧……没想到在登记簿上看到你的名字，真是太好啦！这使我的旅途……亲爱的，我们也是住在萨沃伊—卡顿旅馆呢，我们怎么能把你们漏掉呢？”……有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得看看你是否确实还在那儿；我现在还不习惯呢。”
我走出舱外，这时轮船缓慢地驶进河道，我走向一扇大玻璃窗，旅客们正站在许多玻璃窗前注视着向后滑去的陆地。“有这么多朋友哩，”我妻子刚才是这么说的。这一群人对我来说都是素不相识的；刚才告别的激情也正在开始冷下去；有些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送行人一起饮酒话别，这时更是激情高涨；而另一些人则在盘算在什么地方弄到甲板坐椅；乐队不引人注意地演奏着——所有的人都像一群乱哄哄的蚂蚁。
我转身走进了几个娱乐厅，那里都非常大，但一点也不富丽堂皇，仿佛是设计成铁路车厢似的，而且荒唐地扩大了几倍。我走过一道巨大的青铜大门，上面刻着像纸一样薄的栩栩如生的亚述时代的动物；我脚下的地毯，颜色如同吸墨纸一样；彩绘的墙壁镶板也像吸墨纸一样——一种单调的、不鲜明的幼儿园的手工制品——在墙和墙之间有着一码又一码未经木匠斧凿过的淡褐色木头，还有墙角里扭弯了的镶木，它们经过蒸、挤、抛光，表面上看不出来地一片一片地连接起来；吸墨纸似的地毯上四处摆着大约是卫生设备工程师设计出来的桌子和填心的块料，块料上是方形的凹陷，可以坐进去，而且装上垫子，这些东西上面看上去似乎也显出吸墨纸的颜色；大厅的灯光从几十个洞中散射出来，光线均匀，没有留下阴影——整个大厅里充斥着上百个通风器的嗡鸣声，并且由于大厅下面转动着的巨大蒸汽机而颤动着。
“我回来了，”我想，“是从密林里归来，从废墟中归来。所以此时此刻，财富已不再那么令人目眩，权力也不再具有尊严。‘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我以前听到这句伟大的赞美诗，一次是科迪莉娅在马奇梅因公馆的客厅里给我念的，另一次是大约一年以前在危地马拉听一个混血儿的唱诗班唱的。）
一个服务员走到我跟前。
“先生，我可以给你弄点什么吃的吗？”
“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不要冰镇的。”
“非常抱歉，所有的苏打水都是冰镇的。”
“难道水也冰镇了吗？”
“是的，先生。”
“那好吧，冰镇就冰镇吧。”
他一溜小跑走开了，很困窘地在弥漫的嗡嗡声中无声无息地走掉了。
“查尔斯。”
我回过头去，只见朱莉娅正坐在一个吸墨纸般的方垫上，她的双手叠着放在大腿上，不声不响，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没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儿。西莉娅打电话告诉我的。真高兴。”
“你在干什么呢？”
她摊开放在腿上的空空的双手，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在等着。我的女仆正在解行李；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她就一直很别扭。现在又抱怨起我的客舱来啦。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抱怨的。好像我要的饮料来了。”
那个服务员又回来了，端着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杯是冰镇水，另一杯是开水；我把酒和水兑在一起，使温度合适。他一边观察，一边说道：“先生，我得记住你是怎么兑的。”
大部分旅客都各有所好；他是雇来增强这些旅客的自信心的。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挨着她坐在另一个方垫上。
“刚才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她说，“凡是我喜欢的人我似乎永远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说话的口气就仿佛只是隔了几个星期，而不是已经隔了很多年了；而且好像我们在分别以前就已经是挚友似的。时光的流逝筑起了层层防线，把薄弱环节伪装起来，并且除了几条人来人往的熟路以外到处都布了地雷，因而我们大概只能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的这一头，向对方发发信号而已。像这样的不期而遇，情形就与普通的经历大不相同了。我和她以前算不上什么朋友，现在却以长期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里相遇了。
“你在美国干些什么来着？”
她喝着巧克力，这时慢慢扬起头来，抬起那双明亮而严肃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不知道吗？那我以后什么时候再告诉你吧。我真是个傻瓜。我自以为我爱上了什么人，可是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这时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在布赖兹赫德的那个夜晚，当时这个可爱的、细胳膊瘦腿的十九岁的女孩，仿佛是从育婴室带出来待一个小时，由于成年人不注意她而着恼，当时她说道：“我也在引起别人心神不安呢，你知道。”而我当时想：“这些姑娘把她们的恋爱看得多么重要啊。”但现在我却几乎没有这种看法了。
现在情形却不相同了；她说话的态度只剩下谦卑和亲切的直爽了。
我本希望对她的这种信任能有所反应，做出接受的表示，可是在我过去平淡的、多事的岁月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与她同甘共苦的东西。我只好跟她谈谈我在丛林中的日子，遇到过的滑稽可笑的人物，游历过的废墟遗址，可是老交情的心情使故事讲得吞吞吐吐，最后突然中断了。
“我渴望看看那些画儿，”她说道。
“西莉娅为了鸡尾酒会也希望我能拿出一些挂在客舱里，这我办不到。”
“对的……西莉娅还那么漂亮吗？我一向认为比起当年我们那些女孩子来，她长得最秀气了。”
“她没有什么变化。”
“你变了，查尔斯。你瘦多啦，也严峻了；一点儿也不是当年塞巴斯蒂安带回家来的那个漂亮的男孩子了。也更刚强了。”
“而你却更温柔了。”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而且现在很有耐性。”
她还不到三十岁，正走向她美的顶峰，她原来丰富的潜在的美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她已经没有了当年风行一时的那种细胳膊瘦腿的模样了；而我曾经觉得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味的头，原来多少有些不协调地长在她的肩上，现在真正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完全没有佛洛伦萨美人的风韵了；如果不是多多少少同绘画、或是同艺术等类事情联系起来的话，要对她的美详加列举，细加分析是无济于事的，她的美丽是她的本质，只有在她身上，得到她的认可，在我很快就要对她产生的爱情中她的美才能被理解。
岁月还造成了另一种变化，对于她来说，倒没有那种含蓄而自得其乐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岁月比“七弦竖琴和长笛的声音”更使她忧愁。她仿佛在说：“看看我吧。我尽了我的本分。我是美丽的。我的美是不寻常的美。我是为快乐而生的。可是我从中得到什么呢？而我的报酬又在哪儿呢？”
这就是她十年来的变化；这确实就是她的报酬，那种令人魂牵梦绕的具有魔力的哀伤，它直接向心灵倾诉并使人沉默。这就是她的美的顶峰。
“也更哀伤了。”我说道。
“噢，不错，哀伤得多了。”
两个小时以后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