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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草创，军容寡弱，镇卫营校有名无兵，识者皆议并省（〈温峤传〉）。当时虽优赏投刺（大兴元年熊远谏），贷免僮客（大兴四年刁协议））以充京师，驯至藏获之徒得命守令（孝武帝太元四年许荣疏），然而实不足用。王敦、苏峻之叛，每战辄衄。成帝仅得刘超义兵之众，号君子营。峻众一入，未及成列，而弃甲走矣。
初，武帝深惩魏氏孤立而州镇太盛，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自始封至子孙，渐减罢，盖欲特强宗盟，以为削弱方州之渐。销锋刃、罢武库之辞，形于贤良之策久矣，以吴存未能（见〈华谭传〉）。吴平之后，即诏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郡才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乃并遣诸王假之节銊，各统方州军事（太康十年用王佑计），都督、监军至于盈十（咸宁五年傅咸奏），参军、司马皆得增置。由此诸王擅兵，动以万数，内相争政，京师数扰。群盗乃起，州县无备，不能擒制（见〈山俦传〉，当时罢兵，惟涛与陶璜以为不可。）。
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乱矣。继以五代之扰，所在牧守，弱者弃地，强者称盟；民间豪杰，亦各推坞主，以寇抄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户口，以为私附（见〈刘遐传〉）。京师以羽檄征天下兵，卒无至者。于是义兵纷然，大者兼为方镇，小者聚为坞壁（〈刘沈诸传〉）。元帝南渡，依以立国；祖逖北讨，藉以为重。因而抚之，未暇更立。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或兼王者，各自为将。而江东征调不出三吴，中流、上流专于大镇。宿卫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率取奴兵（自用刁协议后，皆以奴为兵。会稽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充悉发二州编户奴，士庶嗷然。）。百姓怨嗟，临战辄败。是时虽尝从贺循之议，欲严分界，多亭侯，番休以备寇，然竟无成绩（循自元帝时建言）。终东晋世，惟谢玄一战有功，盖北府兵而已（见〈刘牢之传〉。）。
案：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皆惩魏也。未几，宗王横肆，而宿卫散于司府；禁卫单虚，而州牧转为强镇。是以关门无结草之固，晋阳有屡举之甲，欲强而反弱，将削者滋大。事不师古，急于矫弊，崇私废公，而患生于所偏也。重以士民调度，悉无良法。自错役之制不改魏旧，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戍守运漕，父南子北，咸更不宁（刘颂疏）。惠帝壬午之诏，驱逐仓遽（〈张昌传〉：太安二年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号壬午兵，人咸不乐。而诏书催促，所过之境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躬出驱逐，昌遂帅避役者为乱。）；三王己亥之格，爵命猥杂（〈陈頵传〉：永宁元年，三王起义兵。制己亥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猥杂，金紫佩士卒之身，符册委仆隶之门。）比及江左，方国异制。江州之兵，或至单丁俱上，不得番休。
王敦败后，从卫士三番之制。是时民年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者。或虽上功不与论封（见段灼奏）或缘一愆谪辱累世（见范宁奏）。夫以相倾之将，胥怒之民，上无所统，下无所系，人莫之恤，而又灾寇相仍，公私虚乏，饥有流殍，寒无襦裤，斯民将安归乎？由是宗室诱之，则为八王之乱；远方怀之，则为五代之扰；方镇聚之，则为王、苏、庾、桓之叛。自昔祸变，至晋滋极，职兵之由。终晋之世，惟陈勰、马隆用诸葛亮古阵遗法，略试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平西凉，厥功称着。勰事虽不概见，然徒校标帜，兵之一物耳。更数大乱，京阙围逼，而白虎幡一麾，众皆解甲不斗。麾号数信，收效至此。孰谓古法之不可施于后世，而军政之果无益于人国也？
南朝
初，晋兵不竟，惟北府有功。方桓玄篡窃，高祖之兴不过一千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既代晋，亦惟内弱外强，故首置五校、殿中、东宫诸兵（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将，增殿中将军，领员二十人。二年，置东宫三校尉。），而限荆州府置兵不得过二千人。二年，且以扬州本兵不付道怜（长沙王道怜，高祖母弟也。）。未几，自以享国日浅，欲为贻后之业，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遗诏诸王遍居之。由是崇树襁褓，迭据方岳（裴子野论），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详载。文帝元嘉之政，最为可称，置宣武场校猎讲武。然而，急用其民，猜防智将，杀檀道济而使王玄谟等北伐，再举再败，邑里萧条，武库空虚。当是时，唯荆州尚完，众率十万。帝深忧忌，思所以制之。
案：宋镇荆州者十有一人，为谢晦、朱修之、沈攸之三异姓耳。初，高祖用宜都王义隆，次谢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诛。次彭城王义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诛。次江夏王义恭，费帝永光六年入相，诛。次临川王义庆、南谯王义宣。武帝孝建元年，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诛。次朱修之。次临海王子顼，以应子勋反，诛。次山阳王休佑，次巴陵王休若，泰始七年皆诛。此沈攸之，反，诛。又竟陵王诞，以南兖州反，诛。晋安王子勋、桂阳王休范，皆以江州反，诛。海陵王休茂以雍州反，诛。义阳王昶以徐州反，诛。子勋、子顼死，皆年十一。乃更益东宫之兵，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以为宗室尾大不掉之防立矣。不知一旦议开废立，祸起于父子之间，非独凶忍，亦居势使然也。
孝武起义，削平内难，又谓前日之衅，近在东宫藏甲与禁旅竞强也，乃增多殿阁诸屯（孝建元年，初置殿门及上阁门诸屯兵，及复置卫尉官。），并省太子营卫（省太子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众仆射、左右积弩将军。）。
案：宋杂将军往往贴为寄禄而掌禁兵，则自二卫将军下有队主、仗主、幢主、铠主、细仗、细铠主、军主。自是有直阁将军、防阁将军、阁主、斋帅、直寝、左右捉刀之类，大见宠任，而中郎将、骁骑诸营又为外兵矣（时有中郎将外兵参军、骁骑外兵参军）。
既而南郡、竟陵、海陵诸王相继以反诛，又以藩州太重大，荆、扬别置二州（分扬州五郡置东扬州，分荆州八郡置郢州。），镇王从兵无过六队，而封内官长皆不臣于封君。寻戒刺史、守宰，须手诏乃兴军。且自谓弱主弱臣，庶几略定，而晋人上流中流重镇之意既扫地于此。事归近习，势轻天下，废帝遇害，不出房闼。
泰始之初，晋安传檄寻阳，而徐（薛安都）、冀（崔道固）、青（沈文秀）、益（萧惠开）、湘（何慧文）、广（袁昙远）、梁（柳元怙）、豫（殷琰）、会稽（孔觊）、岷山（薛常宝）诸州郡响应而起，南向之兵凡十余万，朝廷号令不出百里。当是时，十万四出（见〈沈攸之传〉），宫省危惧。吴喜请定东吴，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祖以伧楚壮三十，黄回以江西快手八百来赴，恃以为安。然则孝建、大明之制，非徒无益，只以滋祸。虽赖建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时军功当官者众，板不能供，使用黄纸。明帝晚运，益念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独亲化近幸。至有仆隶皆获不次之除，捉车人为中郎将，马卒为员外郎，驯使左右御刀专制天下（事见《齐纪》），纪纲法度荡然矣。世祖二十八子既无孑遗（泰始三年诛尽），未几，嫌隙日深，故亦以有功见疑被诛。而晋平巴陵，次第锄殄，本根既蹶，而萧道成之衅成矣。大抵宋氏之祸，无异于晋而又甚焉。盖皆起于高祖而成于文帝，父子兄弟干戈相寻，无足论者。
案：宋调役一如晋旧。元嘉以来，王宏始议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而何承天备边之策亦云：一城千家，勘战之士不下二千。计丁课仗，盖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锐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举，悉六州倩暂行，而白丁不较。轻进易退，卒至败衄。当时徐州五军，仅免九百，余可略见。帝犹不已，于是尽户发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再举再败，邑里萧然，遂至子勋之乱。丹阳统内男丁既尽，妇女供役。逮于大明，数年兵祸少弭，而孝武不思救时，更为严科，诏士族杂婚皆补将吏，避役必斩。由此奔窜山林，胥为盗贼。子勋之变，曾不旬日，阖境响应，盖有繇然。幸会削平，而明帝浸骄，因欲宣威淮北，一败涂地，枕尸六十余里。至是虚置州县，荒民无几矣。重以将由上御，士无专统。元嘉北伐，帝授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将帅趑趄，莫敢自决。而泰始之师，十军络绎，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沈攸之以为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无惑乎斯民之至此极也。
齐、梁、陈，兴亡相及，兵无改制。盖晋末兵祸，不在敌国而日寻于臣子。齐太祖乘衅得位，废诸王屯邸而外断诸众募（泰始元年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李安民以为非淮南常备外，余军悉可罢遣。乃诏曰：设募取兵，悬赏购士，盖皆权宜，自今可断众募。）。因欲检括民居，稍立符伍，以王俭谏乃止。更定户籍，虽有其意，无其法（先是，民苦兵役，或托死称疾以避之，簿籍无考。虞玩之议更检定，而吕文度行之过甚：凡上籍被却者充远戍，逃亡益多。贼唐寓之由此起，奔之者三万众。）。永明以来，凡上所宠昵，即付旅师。盖世祖任外监（吕文度），则领军但守虚位；东昏信置阁（徐毋标），则都督实不领兵（崔慧景）。甚者，御刀应敕（茹法珍之徒），用事谓之八要；诛锄旧臣，诸将危不自安，皆为逆党（王敬则、陈显达相继以惧诛叛）。永元之后，荡然弛备，阅武故场，鞠为苑圃（东昏以阅武场为序乐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