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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边深呼吸了一下，发现发射场的空气也很浑浊。可以想象，这么多人聚在一处，一定超过了空气循环系统的负荷。我们其实只是从一个难闻的小罐子转移到了另一个难闻的大罐子而已。有人说在火星的人生活在罐子里，这话丝毫没错。
远处广场的西侧悬浮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用三种火星官方语言写着：“全力备战大冲运，切实确保乘客出行。”
“说得倒好听。”我耸耸肩，这条标语已经悬挂了许多年，没有人——包括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把它当回事。标语两侧没有保养的悬浮器忽高忽低，让横幅看上去歪歪斜斜，颇为滑稽，在庞大的人群上空显得格外无力。
文东站在我身后，拎着背包张大了嘴，他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乖乖，这比我在火星两年加在一起见到的人还多！”文东摸摸脑袋大发感慨。这个年轻人到底还是稚嫩，想到的只是这些浅薄的事情。我则更担心现实的问题，眼前比上次大冲运的人数还多，买票的前景更令人忧心，能不能顺利回到地球还是个未知数。我们这些长年在外星工作的人轻易回不了一次家，所以每两年一次的火星大冲就成了所有人的精神寄托。其实准确来说，火星大冲的天文学名叫火星冲，大冲是十四年才有一次的天文现象，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两年已经足够漫长了，已经有资格可以叫作大冲了。于是这名字便以讹传讹，流传下来。
火星开发的初期，开拓者们往往选择火星大冲的时候发射飞船，可以缩短飞行距离。其实以现在的宇航技术水平，火星大冲能节省下来的里程已经微不足道，可是从心理层面来讲，大冲给予了大家一个绝佳的理由：那是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时刻，也是离家最近的时候。天文台的大冲预告如同一个在耳旁呢喃的恶魔，劝说着每个人是时候回家探亲了。这种微妙的心理暗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习惯，当习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了文化。所以每一次火星大冲的时候，整个火星就如同节日般沸腾起来。就像是一个连接大脑的按钮，一按下整个人就立刻切换到了另外一种精神模式，完全围绕着回家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人人都算着时间，谈论着大冲，渴望着返回地球，义无反顾。在火星大冲期间，申请回航的人数陡增，形成了巨大的迁徙潮流。于是，这种两年一次的返乡之旅被所有人和官方称为“大冲运”。
“不行了，憋死我了，再不吸点纯氧，我的脑子肯定萎缩了。张哥，我走啦！”文东把东西存在车站的储存箱里，冲我摆摆手，一溜烟就跑没影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同情地摇了摇头。他居然还有心情去吸氧，殊不知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文东很快消失在人群里，我拎起自己的行李，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地面上星星点点扔着许多垃圾，任凭人类的双脚践踏。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两只眼睛却射出锐利的视线，如同随时准备进攻的战士，谨慎地挪动着脚步。一层淡淡的紧张气息浮在人群上空，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探测到，但它确实存在。
有些人在台阶和太阳能板架上席地而坐，面无表情地吸吮着牙膏管里的流食；远处还有几个躺在半开的宇航服内睡觉的家伙，鼾声如雷；甚至还有两三堆人把防沙膜铺在地上打起扑克来。穿着蓝色制服的发射场工作人员和保安在人群中不时闪现，然后像溺水者一样很快地淹没在人潮里。平时，这种事都是靠机器人来做的，但即使是最新型号的机器人也无法处理这么复杂的现场局势。每个人都是一个充满了诸多因素的综合体，庞大的人口基数彼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无比繁复的行为模式，计算量之大足以击穿任何芯片。
我费力地寻找着人群之间不断变化的缝隙，要不失时机地拨开他们，机会稍现即逝。必要时还得拼命用肩、胳膊、双腿甚至臀部挤开旁人，开辟出一片能够腾挪的空间，还要兼顾自身的平衡与行李。我简直不敢想象，假如这是在地球的重力指数下，我该怎么办。广场上绝大多数乘客是成年男性和女性，一方面来说这增加了行进的难度，另一方面来说则减少了负罪感——我可不保证在这个时候还能对妇孺保持绅士风度。
忍受着无数白眼和冲撞，我在肺部耗尽了氧气之前总算移动到了广场西侧的航运中心。不出我的意料，航运中心的十个临时售票口前挤满了人。队伍从航运中心里面一直排到了外面的停车场，几道微红的激光线在两侧约束着队伍的秩序；还有几个小贩在队伍前后来回兜售着航天罐头，无论人群多挤，他们总能带着自己的运输机械人开出一条路来，很强大。
航运中心上方的大屏幕冷漠地滚动着发射日程表，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屏幕，上面那一排排由一个字母和四个数字组成的航班号充满了诱惑，比全裸的女模特更令人心醉。合适的航班号我早已经谙熟于心，早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有三个航班作为首选，还有几个备选航班。这些航班的发射时间、价格、路线以及舱位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在心里复习了一遍买票的计划，然后吃力地从怀里掏出身份卡，高举过头。
在火星工作的人相对于在地球的人来说并不多，但定期航班很少。奥林帕斯发射场的发射容量可以满足日常运输的需求，但碰到大冲运则完全不够用。据说火星管理局正打算修建另外一座发射场，专门用于货物运输，把奥林帕斯改成客运专线。不过这计划现在还处于规划中，等到建成以后，估计我儿子都有资格申请来火星上班了。
地球上的朋友有时候会好奇地问我：“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为什么还会用这么原始的排队购票方式？”其实最初火星确实是使用网络订票的，只需在自己的基地里动动手指就可以预订上航班，可是很快，抗议声四起。因为订票者遍布整个火星，而火星目前还缺乏有效、可靠的交通手段，经常会有人误机，造成舱位的浪费，买了票的走不了，能走的人却买不到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最后，火星管理局干脆宣布取消网上购票，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规定必须等乘客本人已经抵达奥林帕斯才能买票。有人说，这项政策让太空时代的人类一下子退化到了单纯靠体力与蛮力的原始社会，但我觉得这样也好，至少很公平。
和在地球上买票不同，在火星买票前必须接受全面的健康检查以确定能够适应宇宙航行，而且还要审查资格、身份资料等，即使已经实现了完全的电脑化，流程仍旧很长。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航运中心迫不得已只好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用扫描器随机扫描广场上攒集的人群，只有被扫描认证以后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排队通道。于是所有人都奋力挥舞着身份卡，在激光线的末端聚成了一大团拥有无数狂乱触手的混乱人球。
作为一名已经经历过几次大冲运的旅客，我多少有了些窍门。比如在排队的时候，不一定是举得最高、挥舞得最频繁的身份卡会被最先扫描到。广场上有几个特定区域被选中的概率比较高，而且我偷偷在身份卡上涂了一层反射增幅膜，可以增强对扫描热线的反射度。这东西本来是用在深层空间探测卫星上的，我恰好认识一个基地里的工程师，他给我贴了膜，收了两百元钱。这钱花得很值，我大约只站了三十分钟，身份卡就发出一阵震颤，麻酥酥的触感从指尖传到脊梁。它被机器扫描到了！我心头一阵狂喜，只要能排进队伍，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我拼命把身份卡举高，只要多坚持一秒钟就可以顺利地注册进系统了。
就在这时，身份卡的颤动突然停止了，这是信号中断的征兆。我惊愕地抬起头来，以为出了什么问题，下意识地捏紧证件，仿佛这样就可以挽回颓势，可惜这只是一种迷信。很快，大屏幕上显示出了下一位排队者的编号，不是我。我沮丧地垂下酸痛的胳膊，叹了口气，抬起头想看看那个幸运儿是谁。人群一阵骚动，一个身材挺拔的女人走出来，朝着航运中心而去，脸上挂着遮掩不住的得意。她擦肩走过我的身旁时，冲我抛了个媚眼儿，把挂在脖子上的身份卡当扇子扇了几下。
我立刻注意到这其中的猫腻，她的身份卡上肯定装了主动发射器！这是一种霸道的装置，类似于主动声呐，会直接向扫描探头发射强烈的信号，强度要比反射增幅大许多倍，难怪我抢不过她。问题是，主动发射装置目前还没有实现微型化，最尖端的产品也有一个拳头大，无法集成到身份卡上，所以一定还藏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我像色狼一样死死盯着她的背影，是藏在丰硕的胸前还是藏在高耸的臀部？假如我及时举报给监察部门，应该可以揭穿她的手段，顺利的话，我还能够拿回自己的排名。可是这样一来，我也将冒着被揭穿的危险……女人大概觉察到了我的视线，她停下脚步，回首妩媚一笑。我避开她的视线，装作去看大屏幕上的时刻表，她也没再说什么，转身娉婷离去。
没有其他办法，我又多等了大约两个小时，几经周折才再度被扫描器选中到队列中来。进入队列以后，系统会给一个特定的序列号，不必排队，安静地等待叫号就是了。我松了一口气，揉着酸痛的胳膊走进候票大厅，恰好与刚才的女人四目相接。
女人眉头轻耸了一下，轻启红唇：“谢谢。”我一愣，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冷冷地回了一句：“不用谢，我们彼此彼此。”“你一直在盯着我，是在猜那个装置搁在哪里吧？”女人直直盯着我，似笑非笑，有些挑逗的意味。我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经很疲劳了，对这种暧昧暂时丧失了兴趣，只是淡淡回答：“现在不重要了，反正我们都进来了。”
这个反应大概超出了她的意料，她愣了愣，把额头的刘海儿撩起来：“真怪，我听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