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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静心细想，我们似乎也可以品味出当事人因动机和结果的严重不对称，包括还有可能被后人认为是以命博得直谏的虚名，而最终形成的五味俱全的极其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最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最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的最终死心，表现在他那双原来呈外八字站立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才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二十杖。但谁挨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文字简练，而且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博、朣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并且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仪器，人家一根头发就够了，而且是现场采集，免费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同志们听好了：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进谏一把过瘾，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会去写《过把瘾就死》呢！
尽管因谏而死的事，事后皇帝都不认账，都要把责任推卸给执行者。因为，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很恐惧：“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应该责罚我一个人吧……”尽管裕王府詹事谭伦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
所以，中国人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至于嘉靖之后，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这样的混话的人，终究是难咎其责的！可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交易），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因此不仅保住了一条没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还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吕公公，为何要救冯保一命，并把他安插在裕王府？其深谋远虑何如？是否能“把根留住”？那是后话了，大戏才刚刚开场，谜底会慢慢揭开。
警世通言——
对于某些想做强、做久、做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2007年2月24日16：45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B）
《王朝投影》之二：下银子比下雪好
郭梓林 【作者专栏】
整个腊月都不下雪，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嘉靖还活着的那个年代，人类还不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温室效应的影响。腊月不下雪真是一种太反常的气象了，难怪当时的人们会从天象联想到朝政时局。
说实在的，一个吃朝廷奉禄的“气象局长”，没有能力用科学来解释气候一时变暖的现象，也就罢了（哪能怪周云逸，中国人是到了1919年，也就是359年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从西洋请来了“赛先生”），却偏偏要借自己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来攻击朝廷腐败之政治问题。这样的事，即便是落在当今政治文明的盛世，也是不可饶恕的：说重了，是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不安定因素；说轻了，也是不学无术，不懂科学，一派胡言。
当然，在那个还没有开展人寿保险业务的年代，杀掉一个敢借天象来反腐败的“气象局长”，只需及时通知家人来收尸就可以了事了，的确不过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任务。但即便是开了戒，杀了人，还是不能解决气候问题，老天爷就是不下雪，天上的那颗太阳还是这般惨白！这下子嘉靖皇帝真是有点儿慌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他也只好按照三大作风的要求，做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新年初一到十五，独自一个人反锁在玉熙宫，斋戒祈雪。
正在此时，一个话外音从那无边深邃的黑空中传来：“转眼就是明嘉靖四十年正月十五的寅时了。从初一到现在，天仍然没有下雪。而天明之后，大明朝最重要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在宫里召开（正月十五就开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的内阁也可以算是勤政的内阁了。但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放在年末召开为好，正月里最好是下到基层去体察民情。笔者谨此建议）。去年嘉靖、严嵩和太监们挥霍无度吃出的巨大亏空，都要靠今年的宏观调控来弥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今天要是再不下雪，这个会议也许就会开得比嘉靖皇帝的心情更加灰暗了。”
话外音毕。编导们终于忍不住大发慈悲，赐给了嘉靖王朝一场大雪（肯定是在北京以北200公里开外拍的，我在紫禁城生活了十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看得出来，不是什么电脑科技数字化效果）。
出人意料的是，下雪了，又差一点要出人命（好作品的情节设计，总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也许这正是周云逸不屈的在天之灵在报应冯保——
按说雪是下给天下人的，但值夜班的冯保，在看到一片又一片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时候，望着上空，两眼闪着光：“天大的祥瑞呀！我这就给皇上报喜去，然后去司礼监。在我报祥瑞之前，有谁敢吭一声，立马打死！”这不是搞信息封锁吗？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北京闹非典的442年前，冯保也干过这种制造信息不对称的事。区别在于：前人是不让别人报喜，想着给皇上一个独家新闻，借机邀功邀赏；后人是不敢报忧，擅自承担了乌沙帽兜不起的责任。尽管是异曲同工，但结果还是一样，都没落个好下场。几年前的事，不去说它了。当年的冯保因玩儿小心眼，就差一点没把性命玩儿丢了。越级邀功，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当冯保给见不着面的皇上报过祥瑞，来到了司礼监，眼见嫉火中烧说话酸不溜啾的五大太监之后，方知大事不妙啊！一阵惊慌失措之后，只好乖乖地跪在雪地里自受其罚。如果吕公公参加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晚一点结束，他非得冻死不可。这就是那些坐稳了奴才位子之后，还想往上爬的人常常脑袋发热容易犯的错误。
终于等到一场大雪，嘉靖四十年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当然，如果老天不是飘雪，而是直接飘银子，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个会是关于银子的会，但凡关于银子的会难免要吵架。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少分手，多少恩怨，莫不是发生在关于银子如何分配的会议之后。所谓“商场如战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嘉靖是百分之百控股公司的没有董事会的董事长。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了，虽然看似把大小事都交给了内阁，交给了严嵩。但不上朝，并说明嘉靖不理朝政。他是一位躲在精舍里面，一边吃着有害身体的仙丹修禅，一边神经叨叨地控制着全局的古怪皇帝。正如他临死之前，对独生儿子朱载垕说的心里话：“朕御极四十五年，从来是一人独治。”
与西方的某些皇帝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权杖管理国家一样，嘉靖一手拿着《道德经》，一手拿着磬杵，两手都很硬！随着一声清脆的铜罄声 （代替现代人会前的奏乐）从大厅右后侧的沙幔中传出，太监总管吕芳宣布：“议事吧。”（你不要奇怪，第一性人开会，让第三性人宣布开始，那可是当年的时尚。）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的规矩，还是很有特色的，所有内阁成员，除了八十岁高龄的首辅大臣严嵩可以坐在绣墩上，其他人都是站着开会（估计是为了节约开会时间，因为坐着开会不腰疼）。
人类召开的任何会议，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难免来一段冠冕堂皇的开场。严嵩当然是个人物，这个开场说的好，既说出了困难，又敲击了对手，并且把来之不易的成绩归功于皇上：“这场雪是皇上敬来的，是皇上一片诚心感动了上天！”当然也对来年的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上天庇佑，只要我们做臣子的实心用事，我大明朝依然如日中天！”话语间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都蕴含在平和而有分寸的语气之中。
但是，去年两个省大旱，三个省大水，北边几次大的战事，加上宫里的一场大火，财政已经出现巨额赤字。全年开支预算为三千九百八十万两，在狂征暴敛之后，税银总收入也不过四千五百三十六万七千两，而总开支却达到五千三百八十万两。超支一千四百万，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占实际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那可是不能以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也不能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时代呀！
老天爷下雪不下银子，时局太艰难，资金头寸太紧，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账算到最后，经济账和政治账难免搅在一块儿，战火一触即发，好戏就在后头……
警世通言：
治国与做企业一样，入不付出，终究是不行的。好话换不来银子，没准好话也不省钱。因此，有本事把说坏话的人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