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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之外，还有遍布全国、无处不在的锦衣卫。虽然，嘉靖看似终日追求长生不老，不见大臣，但在四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中，却没有一天懈怠过国家大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瞒过他的眼睛，没有一个大臣能把他忽悠了。嘉靖没有真正放过权，也没少贪过利，只是他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国家没有任何发展，百姓民不聊生。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隆庆帝朱载？？，在嘉靖驾崩之后，承接下来的只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和千疮百孔的空架子。历来如此！后来如此！
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发生成本。封建社会官场权力之争的成本，从本质上说是由老百姓承担的。《大明王朝1566》第五集，通过裕王府的一场精彩对话，把这个道理演绎得十分透彻——
因“改稻为桑”而毁堤淹田，事情闹到了嘉靖那里，政局似乎朝着扳倒严党的方向发展。虽然徐阶、高拱、张居正，还有谭纶，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嘉靖却还在一意孤行，护着严嵩一伙，只是恩准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从“改稻为桑”的第一线退下来，但仍保留浙直总督的职位，集中精力剿灭倭寇。但不论是剿灭倭寇，还是赈灾，都需要粮食，关于这一点，严党和太子党都很明白。但在太子党眼里，胡宗宪是严嵩的人，如果由徐阶、高拱控制的户部调粮给胡宗宪，就等于间接帮了严嵩，使他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太子党深知这一层利害关系；严世蕃一伙也不愿意调粮给胡宗宪，倒不是怀疑胡宗宪为保住名节首鼠两端，而是为了帮助浙江的丝绸大户兼并灾区老百姓的田地，一旦有外省粮食调入，压在丝绸大户手里的粮食就派不上用场了，“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就会落空。争斗双方在不调粮的问题上，居然如出一辙，苦的当然是浙江的老百姓和前线的官军！
徐阶、高拱、张居正已经商量好了，干脆就让浙江乱起来！大乱之后，扳倒严嵩，寻求大治。
权力角逐的本质（2）
张居正如实向裕王阐述了他们仨的一致观点：“严党把持朝政20多年，其实早已经是土崩鱼烂。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逢迎圣意（“如何”与“为何”逢迎圣意，下面还会有详尽的表述）。宫里需求无厌，他们又层层贪剥，才落下这么大的亏空（狼狈为奸呀！只说人家严嵩父子是奸臣，太不公平了）。王爷本知道，他们这一次想在浙江‘改稻为桑’，也是为了补亏空想出来的法子（既是补国家或皇上的亏空，为何就不行呢？）。但这么大的事，连胡宗宪都知道一年内绝不可行，可他们等不得（其实是嘉靖等不得），底下的人又认准了是个发财的机会，才竟然干出了毁堤淹田这般伤天害理的事。反而剜的是老百姓的肉，其实剜的也就是我大明朝的肉，来补他们的疮（上纲上线了不是？这一招是古已有之，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造，以至于刘和平用生活的经验强加给了古人？待考）！这么明白的事，朝廷上下竟然视若无睹！好不容易出了个胡宗宪，苦心孤诣出来说话，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好，他们却视若仇雠！连胡宗宪他们都容不下，这也是他们气数已尽了。王爷，长痛不如短痛，这一次干脆让浙江乱了，就当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那个脓疮也就是该挤的时候了！”
我们要感谢刘和平，一口气写了这么长的一段精彩的人物对白。后人只要把这段对白背下来，将来扳倒一切政敌就有了“举一反十”的范本。所有元素都有，下刀的角度也有了，价值观更是体现其中。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反正有理，无懈可击。
“真是振聋发聩！”——这是刘和平写完这段话之后，从心底里说出来的，他自己也被说出此话的“张居正”给镇住了！为了让扮演裕王的郭广平体会此时裕王的心态，刘和平继续写道：“裕王被张居正这一番话说得脸上也渐渐出了潮红，怔怔地站在那里。”
谭纶是个政治家，他知道做大事心要狠，所以他说：“是个大谋略！只是苦了浙江的百姓。”
戏演到这里，刘和平也不忍心让太子党变成一帮不择手段的政客，于是请出了一个妇道人家——李妃——来匡扶正义。结果是，李妃的一席话，让张居正这样的大男人也不得不佩服，感慨万千地说：“天地有正气，民心不可失！”这应该不是张居正在裕王和李妃面前见风使舵、巧言令色的表演。
难怪有人说，大男人做大事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是一大幸事。谁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明明是“小人为女子时难养也”的勘误嘛（关于《大明王朝1566》中的女人话题不再赘述，《男人戏中的女人》将有细说）。
中国的历代帝王无不把手中的权力和自家的权利混为一谈，所以，在皇帝身边进行的权力之争，说到底完全是权利之争，而在权利上的争斗，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人民离中央集权的核心层很远，有事肯定是帮不上的，真要有一方请人民帮忙，那就天下大乱了（距1566年整整 400年后，就发生了一次，被称之为“十年浩劫”）。所以，人民其实是宫廷斗争的局外人，也是最弱的第三方。2007年热播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中，重点谈到1689年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这场没有流血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变，最终以英王詹姆士“自行退位”、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确立君主立宪制为标志，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其权力角逐的最终结果是：以国王交出行政权力为条件，保证国王和女王相应的基本权利。这一成功，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变迁的典范。遗憾的是，中国人原本也想步其后尘，光荣革命一把，但在清朝覆灭之后，却阴错阳差，陷入了混乱，结果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用了38年，才彻底走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国王室1689年的妥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但这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是不容否定的，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人类的民主政治成为一种历史潮流的时候，统治者能够以“权利”优先、让出“权力”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理智的选择，这也是避免生灵涂炭，是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中国从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也是一个权力实行平稳交接的过程，是一个传统体制下的不同权力阶层，通过让出权力，获得利益保障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实践证明，邓小平先生发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干部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是一项创举，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权力的交接与转移，说明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只是有些事情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需要有人在合适的时机来推动的过程。
权力角逐的本质（3）
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是任何社会改革者都绕不过的问题。在汉语中，“权力”与“权利”是同音词，在写法上也比较相近。所以，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不论是说还是写，常常是乱用一气。而在英语中，“权力”是power，“权利”是right，不论是读还是写，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概念也不大可能混淆。不过，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汉语中的“权力”与“权利”，除了读写上存在近似，容易造成混淆之外，造成中国人对“权力”与“ 权利”不分，其实还有心理和社会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官本位”的权力社会里，权力往往就是权利，“当官”为什么与“发财”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后面就是利益。所以，“权力”与“权利”这两个词的混淆，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国人对这两个不同概念之所以会不清不楚，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验基础的。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权力”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而“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被他人侵犯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在规范的法制社会，如果有人用手中的“权力”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就是犯罪行为，当事的权力者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或制裁；如果权力者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不应获取的“权利”，那就是腐败。
从“权力”与“权利”的定义上讲，嘉靖年间真正的大腐败来源于嘉靖本人，严嵩与之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也不过是对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分配比例上存在某些分歧而已。关于这一点，《大明王朝1566》第五集中嘉靖的一段发自内心的表白，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嘉靖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任浙直总督一职，令其把握大局，专心剿灭倭寇，打通海上的商路，保证对外贸易。末了却私下对吕芳说：“国库没有银子，得靠严世蕃他们去弄，八分归国库，两分归他们，朕也认了；七分归国库，三分归他们，朕也忍了（好一个“认”字和“忍”字，刘和平用得恰到好处）。他们要是还想多捞，连个胡宗宪都不能容，逼反了东南百姓，朕也就不能再容他们！”这就难怪海瑞悍然递交“讪谤君父”的千古第一奏章，并直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要求嘉靖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实行君臣共治。
嘉靖之所以不敢再以杀周云逸的方式处理海瑞，实在是因为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上行下效，大贪是他嘉靖自己。所以，他心里也承认“贪者且贪之，谏者杀不完”的合理性，只要嘉靖自己不幡然悔悟，这种局面是不容易改变的。这里要郑重提到的是：中国文人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当清流而被皇帝砍头，因为杀他的人留在耻辱簿上，被杀的人留在光荣榜上（历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