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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广芩
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
——京剧《豆汁记》金玉奴唱段
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
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々タ冂匚”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々タ冂匚”，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马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是这个原因，马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糊涂，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做“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那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因为战事，西山的煤运不进来，取暖成了大问题，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递狗的丫丫，在举止上就得收着点儿。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我的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古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羊肉床子都是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挑羊选羊须有很专业的眼光，肉质不好直接影响着羊肉床子的生意。北京人对吃羊肉很挑剔，谁上哪家铺子买肉都是一定的，轻易不会更改，肉铺对自己的信誉的保持和对老主顾关系的维系很注重。羊肉床子一般是前店后院，买来了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用小尖刀一通分割，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迅速而有序，有时候羊肉在案子上还冒着热气。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蹾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铺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蹾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
这回羊肉床子贸然进来三只老活羊，人家不收，说这三只羊是没经过念经的，不能吃；这样老的羊肉也没人买，坏了铺子的名声。老三说我们不要钱，白送。人家还是不要。老三丢下羊调头就跑，卖羊肉的拉着羊在后头追。老三不敢直接回家，跑到北新桥上了有轨电车，卖肉的在下头骂，老三扎在人堆里不敢抬头，回来一肚子气对着我母亲撒。
还有一回父亲游妙峰山，去了一礼拜，赶着两辆大车回来了，车上各装了一棵白皮松，轰轰烈烈地进了胡同。看门老张站在门口望着这列车马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称赞这些松树珍贵，造型独特，让人赏心悦目。父亲找人在后院挖坑栽树，一通忙活，花钱不少，给我们家制造了一个“陵园”。母亲不便直说，很策略地提示，醇亲王在海淀妙高峰的墓冢也有很多白皮松，棵棵都无与伦比，价值连城。父亲说七爷是七爷的，他的是他的，他的树长大了也无与伦比，也价值连城……好在我们没有像扔羊一样扔树，那些来自西山的伟大的白皮松还没过夏天就死完了。我们家的后院成了柴火堆，成了耗子、刺猬、黄鼠狼们的游乐场。
更有一回，人们传说清虚观出了大仙爷二仙爷，去顶礼膜拜者无数，据说灵验无比。仙爷们其实是两条小长虫，深秋时节，长虫们要冬藏，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年。老道不想养了，父亲将仙爷们请回家来，也不供奉，只说是两条青绿的虫儿很可爱，就当是蝈蝈养着。仙爷们被安置在玻璃罩子里，放在套间南窗台上。没几天，那两条长虫钻得没了影，害得一家大小夜夜不敢睡觉，披着被卧在桌上坐着……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儿钻出来。
现在，父亲领回的不是羊，不是树，不是长虫，是一个人。
母亲脸色很平静，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羊是树是长虫还是人。
父亲身后的女人穿得很单薄，就是一件青夹袄，胳膊肘有两块补丁，挎着个紫花小包袱，冻得在微微颤抖，看得出她在克制着哆嗦，努力地使自己显得舒展。灯光下，女人的面部青黄黯淡，脸上从额头到左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这道痕迹使她的脸整个破了相，破了相的脸又做出淡淡的微笑。那不是笑，实在是一种扭曲。这让我想起京剧《豆汁记》里穷秀才莫稽的唱词，“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腹内饥身寒冷气短脸抽”，眼前这张脸大概就属于“气短脸抽”的范畴了。
戏里边金玉奴在风雪天为自己捡了个丈夫，在同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知父亲为我们捡回个什么！
父亲将女人引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无家可归了。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细细的，薄嘴唇，尖下颏儿，两个耳朵往前扇还透亮，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岳庙里的泥塑小鬼儿。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儿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说老家在易县常各庄，祖父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娘家没人了，婆家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个人生活。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实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是唯唯诺诺，这在于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低微出身和作为第三房填房的特殊身份。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熄了，柜橱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狠了。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重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手艺，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